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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杜月笙主持上海小姐评选,真为筹款赈济难民?
作者:DQ 点击:215 时间:2017-12-07 01:26:00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的抗战终告惨胜。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不过,和平的曙光稍纵即逝,到了年底,东北已重燃战火。

  次年,国事更不堪问。然而精明的上海人似乎总有法子让坏事变成好事,正如王安忆《长恨歌》里所写,“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气象就像是千年万载的,传播着好消息,坏消息是为好消息作开场白的”。这如珠妙语,说的便是那年8月由杜月笙主持的上海小姐评选。

  1946年发起上海小姐评选的起因

  谈起这场备受关注的评选的起因,至少《长恨歌》里的表述(“河南闹水灾,各地赈灾支援,这城市捐献的也是风情和艳,那就是筹募赈款的选举上海小姐”),并不准确。诚然,在20世纪40年代,河南曾多次受灾,尤其是发生在1942年的大饥荒,国民政府的救济鞭长莫及,竟导致数百万人罹难,流离失所的难民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四六年那次募资活动的赈济对象并不是苦难深重尚未完全复原的河南难民。

  199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一部由郭凯敏等人主演的悬疑电影《滴血钻石》,开始时有不少镜头聚焦那次上海小姐评选,气氛热烈,场面恢弘。继而镜头一转,在“赈济苏北难民义捐”的标语下,则显得凄清冷落,参与者寥寥。看吧,一边是衣着光鲜的小姐,另一边则是衣不蔽体的饥民,两相对比,反差多么巨大!暗含的潜台词是,上海市民真冷血,整天耽于歌舞,面对难民的凄苦竟熟视无睹。殊不知,编剧的这一情节设置恰好割裂了事实:评选上海小姐的选票是要掏钱买的,而钱的投向正是赈济苏北难民。

  《滴血钻石》剧照

  苏北难民的产生原因

  今之学者撰文,多将赈济活动与苏北水灾相联系。不错,1946年夏,苏北地区的确暴雨成灾,次年出版的《苏北水灾报告书》可以为证。然而细心翻阅该报告书,水灾实际始于7月5日,再查当年的《文汇报》“各地通讯”,2月底3月初,已有苏北难民流亡于镇江。随着难民越聚越多,6月14日,苏北难民救济协会成立。又据《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总报告》(后简称“上海筹委会总报告”),上海筹委会于6月24日成立。换言之,难民的产生远早于水灾。

  究竟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1946年春,苏北发生了饥荒,新解放区的灾情尤为严重,农民的吃、穿乃至烧柴都极端困难。起初,为饥馁所迫的农民自发地将斗争矛头指向汉奸地主。愤怒的农民将他们捆绑着交给解放区政府严惩,并将其家产分个精光。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那些未当过汉奸的地主乃至富农也成了饥民的斗争对象。这一场斗争,史称“反奸、清算、复仇运动”。5月4日,中共中央发来指示,明确提出“五不怕”,即“不要害怕普遍的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而地主则丧失了土地,不要害怕消灭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污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五四指示”不仅使那些对农民的斗争运动持异议的中共干部闭了口,更令大部分干部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趁热打铁”,“把在反奸、清算、复仇运动中发动起来的群众引向进行土地斗争”。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苏北解放区全面展开了。

  再看国统区。5月初,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式还都南京。5月下旬,国共已然撕破了脸,和平协定成了一纸空文。蒋军先是增兵施压东北,陆续攻占四平、长春。与此同时,蒋军分割包围中原解放区,战争的阴影很快也威胁到了华中解放区所在的苏北地区。

  不必讳言,正是在土改运动及国共军事摩擦这两股压力下,大量平民陆续拖家带口逃离苏北,南下避难。

  至于1946年的苏北水灾,其破坏力并不惊人。原来自1855年黄河改道以来,早先富庶的苏北久已成了洪灾饥馑频仍、“十年九荒”的贫瘠之地。相比之下,那年的湖南倒真是爆发了严重灾荒。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20-1949》,这年湖南全省3000万灾民藉树皮草根存活,因饥疫而死者达400万人以上,个别地方竟出现人肉买卖之惨象!而“上海筹委会总报告”还说本次部分募资将投向湘灾,也进一步印证苏北水灾的破坏力相对有限。

  苏北难民的人数与构成

  苏北难民数字十分庞大。据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在报上所制广告称,“苏北流亡难民三百万”。(《新民报晚刊》1946.6.28)然据《苏北难民救济会议工作报告》,7至11月的调查统计表明,难民规模则为213万余。这不禁令人心生疑窦:试想,11月苏北已是水灾之后了,难民数字居然会缩水,真是莫明其妙。可见此前的估算多有夸张。但这些难民确非向壁虚造,譬如逃至上海的难民之中,一部分来自盐城、阜宁的近5.9万人,便通过赈济委员会办事处登记,成为人力车夫。(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第39页)至当年12月,留沪的苏北难民还剩4万人左右。(《申报》1946.12.5)值得注意的是,难民人数因含有政治作用而备受各方关注,后文还将提及。

  难民的构成成份也不无争议处。范长江对苏北难民有过深入观察,他认为共有六类人:一、听信国民党特务“抽壮丁”谣言的贫苦人民;二、受反共宣传欺骗的中小市民和知识青年;三、普通地主;四、恶霸;五、汉奸;六、因解放军政策法令未正确执行造成误解而逃亡者。名记者范长江时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处长,其说法可视为中共方面的正式观点。

  台湾作家王鼎钧年轻时是“国军”宪兵,那年驻扎南京,与苏北难民有过三天接触。他在回忆录《关山夺路》里以个案形式,传递了难民产生的具体原因。书中写一位绅士模样的老者,自述“抗战八年,地方士绅迫于形势,个个都是两面敷衍,也可以说个个犯了同样的罪”。有一个中学教员,被“昔日的奶妈指控雇主剥削”,说“她的奶水本来应该喂养自己的孩子,却被特权阶级抢夺”,还听说要控告他性骚扰,于是连夜奔逃。经过交流与思考,王鼎钧归纳道:“要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第一步,他先彻底扫除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优势,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世袭的自尊,两者剥夺干净,精英立时变成垃圾。……他从此必须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讨。他的子女已经参加革命,亲友也和他画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灭。”很明显,与王先生接触的士绅、地主,也有少部分知识青年,其性质多半即前文斗争运动的冲击对象或受波及者。王鼎钧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难民声声诉苦叫冤,竭力辩说他们的财产是辛苦累积的,他们的素行代代忠厚传家,这些话完全没有意义”。

  不难看出,由于立场与角度不同,范长江和王鼎钧两人的观察,某种程度上均存在着偏向。“主义之争”导致国共双方对难民性质的理解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与矛盾。

  上海苏北流亡难民登记表

  苏北难民被利用而兴风作浪

  王鼎钧进一步指责,既然“难民带来的这些讯息,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作用”,“国民党主办的报纸,为什么也不登”?这可完全违背了事实。1946年5至6月,国民党控制的各种宣传媒介,不仅连篇累牍发表夸大苏北等地实况的报道、评论,“武装还乡”的论调也甚嚣尘上。苏南各地的部分“苏北难民”,还被国民党特务雇佣,到处兴风作浪。“江淮旅沪同乡会”、“苏北难民请愿团”等各种名目的“难民团体”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收复苏北以苏民困而解倒悬”。(中央社沪5月31日电,《参考消息》1946.6.2)

  6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在南京谈判。会谈焦点之一便是苏北问题。蒋介石在会谈时一再指出,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这个问题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6.7.2)但周恩来据理力争,称要中共部队和地方民选政府撤出苏北,让国民党军进占,是违反政协协议及整军方案的。蒋见“此路不通”,遂提出“难民问题”,说中共在苏北搞土改,有500万难民由共产党地区进入政府地区,他们要求还乡。周恩来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些“难民”并不能代表解放区广大人民,如国民党军队回到那个地区,难民要比现在多得多。同时,也有大量难民从政府地区进入共产党地区,共产党的办法是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而不是为了宣传目的和制造混乱而利用他们。但国民党方面固执己见,寸步不让,并称这一条如无法做到,其他问题的协议也一概不能成立。很明显,苏北难民非但成为重要的谈判筹码,而且为使舆论的天平尽量倒向国民党政府,难民人数又被蒋介石凭空增加了六成。

  谈判期间,一些苏北难民被国民党特务利用,演出了著名的“下关惨案”。该事件是国民党中统局在背后操弄的,得知真相后的蒋介石便叫来中统局长叶秀峰(此人为苏北难民救济协会委员)痛骂一顿。但骂归骂,事后蒋虽继续过问此事的善后及社会反响,但并未深究。从此事也可看出,苏北难民的“能量”很大,如善加利用,想必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正是在蒋介石的纵容和默许下,社会上便出现了许多反常现象。国民政府社会部长谷正纲、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等到各地散发“难民面粉”,“常有成千难民随谷王两氏之后,狂呼‘请政府保护我们还乡’!”(中央社南京6月26日电,《参考消息》1946.6.28)南京的“难民”则更为猖獗,甚至扬言要去梅园新村向中共代表团请愿,迫使周恩来不得不带领工作人员主动避让。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后,一部分苏北难民还被武装起来,编成还乡团,随“国军”推进。他们在“收复区”重建基层政权,专门与留守在此的共产党游击队作对,犯下累累罪行。1947年,文学家阿英的长子钱毅调任新华社盐阜分社暨《盐阜日报》社特派记者,深入淮安石塘区采访。3月1日,在芦受乡被还乡团包围,于突围中被捕。还乡团强迫他“自新”未果,将其杀害。1948年后,随着国共军事力量的彻底扭转,还乡团武装逐步被消灭。

  上海小姐评选过程中的各方

  就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上海小姐评选活动被急匆匆地推上了历史舞台。

  此前,江苏方面如何邀请杜月笙?徐铸成在《流氓大亨杜月笙》里说,为了加强与CC派陈立夫的联系,杜月笙要求王懋功手下的得力干将汪宝宣[瑄]亲自来找他,才同意办活动。于是王懋功等人找到汪,得到了陈立夫的首肯之后,立刻赴沪与杜接洽。但问题是,徐先生与杜月笙仅一面之缘,这么私密的事情,想必得之传闻,其真实性恐怕是要打点折扣的。

  事实上,蒋介石、谷正纲才是主角。《苏北难民救济会议工作报告》里谷正纲的前言称,“蒋主席饥溺为心,特拨巨款,命正纲会同苏省王主席筹谋救济,于是有苏北难民救济会议之设”。因此先由政府拨款若干,不足部分,再由民间自筹。筹资的重任,自非“全国工商荟萃之地”的上海莫属。继而杜月笙因“物望所归”,被公推为上海筹委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任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基本上除了商界头面人物,便是上海市党部委员、市参议员等等。

  说起杜月笙在此次活动中的作用,还不得不提上海小姐王韵梅的当选内幕。据说为了完成募资任务,杜月笙从他控制的赌场抽头,交予把兄弟范绍增,再由后者将钱投给他欣赏的前舞女王国花(王韵梅原名)。于是“上海筹委会总报告”里,便出现一幕怪异的场景:8月20日晚,园游大会在新仙林花园开始,于舞厅内举行上海小姐投票授奖典礼。晚上11时后,王韵梅等三人荣膺抗战后首届上海小姐,上主席台领奖,此时话筒里传出“杜先生请范绍增军长上台谈话”,结果连叫两遍,范军长终未上台。上海小姐下台去了。

  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筹募会选举票

  至于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里具体是谁提议举办“上海小姐”活动的?因史无明文,且不作无谓的猜测。上海筹委会原拟定,选举分为七组,后以电影、越剧、话剧三组愿任义演义唱,不参加竞选,其他各组登记竞选,最终评出“上海小姐”“平剧皇后”“歌唱皇后”“舞国皇后”。电影、越剧和话剧界人士为何主动放弃竞选?8月11日《申报》第七版刊有“袁雪芬启事”,自称“因既乏资望,又非素性所好”,故决意放弃参选。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她们之不参与“××皇后”的评选,其实另有原因。据魏绍昌《竞选上海小姐的内幕》(《文汇报·文汇特刊》1998.8.22)披露,上海的电影与越剧两界“在进步势力的影响之下,作了抵制”,便不曾参与。

  无独有偶,还可以从当年的新闻稿里觑出一些端倪。以1946年8月25日《新民报晚刊》徐翊(徐开垒)《请救济你们自己罢》为例,作者注意到“一个奉令参加的女公务员”,在旁边偷偷落泪,于是认定“可怜的苏南被压迫的中国妇女,她们是真正的难民,她们需要更广大更急切的救济”。即以冷言冷语表达对评选活动的不屑。半个世纪后,徐先生更在《来到革命的大家庭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82辑》1996)回忆彼时的撰文初衷:

  1946年8月,上海在新仙林舞厅举行竞选“上海小姐”活动,为的是发动捐款“救济苏北难民”,实际上这种所谓“难民”,后来我才知道有不少是从苏北解放区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我亲睹这幕“上海小姐”竞选的丑剧,便在当年8月25日《新民晚报》的《十字街头》副刊写了一篇《请救济你们自己吧》的文章……

  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共方面的态度。

  结语

  回顾这段历史,不由令人沉吟久之。是啊,历史很复杂,要想洞悉所有事实真相是基本无望的。历史又很沉重,每一个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个人,都很难客观地摆正自己的态度与立场。更何况记忆不可靠,历史往往会被有意无意地遮蔽、篡改、歪曲与悖逆。

  明乎此,才会对历史产生敬畏之心。

  参考文献:

  《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总报告》1946.11

  《苏北难民救济会议工作报告》1946.12

  《苏北水灾报告书》1947

  袁永松《从救亡图存走向共和》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

  邹凌《“上海小姐”竞选真相》,《纵横》1989年6期

  单云峰《苏北还乡团研究(1946-1949)》,南京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作者:祝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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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传佛教中最早建立转世传承制度的是噶举派(白教)。1199 年第一世噶玛巴· 杜松虔巴在圆寂前,命弟子佐贡仁钦保存他下一世转世的讯息,此后其弟子根据这些讯息寻访到噶玛巴希,即第二世噶玛巴活佛。此后宁玛派(红教)与格鲁派(黄教)也采用了转世传承制度。格鲁派在西藏兴起后,由于主张僧侣必须严守戒律,严格修行,不结婚、不饮酒、不杀生,再加上推行活佛转世制度,这些宗教改革措施切中藏传佛教当时的弊病,因此受到僧人和民众的支持,很快在西藏地区流传开来。宗喀巴的两位弟子根敦朱巴和克珠杰后来分别被追认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初尊。1577 年,根敦朱巴的传世弟子索南嘉措应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即《明史》中的俺答汗)的邀请来到青海,向其宣讲黄教教义。阿勒坦汗心花怒放,给索南嘉措赠上了“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意思为“法海无边伟大的上师”(达赖一词是蒙古语,意为“大海”);索南嘉措则宣布阿勒坦汗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转世”。此外他还宣布自己是达赖喇嘛的第三代转世,追认根敦朱巴为第一世达赖,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

  大宝法王德银协巴唐卡

  只有地位较高的“活佛”被视为佛或菩萨的化身

  1642 年,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占领西藏全境,然后扶植格鲁派。噶举派失去了自明朝以来传统的尊崇地位。此后格鲁派利用在政教两方面的优势地位,要求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转世活佛必须由达赖喇嘛来加以认证。1645 年固始汗授予四世达赖的师父罗桑确吉坚赞“班禅博克多”的称号,从而开创了班禅的转世传承系统。罗桑确吉坚赞自认为第四世班禅,追认克珠杰、索南却朗、罗桑丹珠为前三世班禅。“班禅”一词是梵文“班智达”(博学)和藏文“钦波”(大)的合称。1713 年,康熙帝授予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额尔德尼”来自蒙语,意为“珍宝”。

  1614 年,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前往漠北蒙古讲经,受到喀尔喀蒙古各部领袖的尊敬,成为当地的宗教领袖。1634 年多罗那他圆寂后,土谢图汗部首领衮布多尔吉汗的儿子札那巴札尔被确认为其转世,于是立其为法王,法号为罗桑丹贝坚赞。1649 年罗桑丹贝坚赞赴西藏学法,师从四世班禅,并觐见了五世达赖喇嘛。

  罗桑丹贝坚赞属于觉囊派,而班禅和达赖均要求他改宗格鲁派,作为正式承认其活佛地位的条件。1651 年罗桑丹贝坚赞改宗格鲁派,五世达赖宣布他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胜”),从而开创了蒙古的最高活佛转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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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地区地位最高的活佛为章嘉呼图克图(Janggya hotogtu)。1683年,第二世章嘉活佛随师父前往蒙古,调解喀尔喀部和卫拉特(瓦剌)的纠纷,因此受到康熙帝嘉奖。1692 年章嘉活佛前往北京,向康熙帝倡议在内蒙古建寺,安抚内蒙古各旗。于是康熙帝封他为“灌顶普善广慈章嘉呼图克图大国师”,命其主持内蒙古及青海两翼蒙古的教务,在内蒙古的多伦诺尔为其建造汇宗寺。此后章嘉呼图克图成为内蒙古及青海地区宗教地位最高的活佛。

  过去藏传佛教信徒多认为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额尔德尼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一些地位较高的大呼图克图也被认为是佛或菩萨的化身,此外蒙古大汗曾被认为是金刚手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化身,清朝皇帝则被认为是曼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的化身。此外在20 世纪初,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觊觎俄国境内藏传佛教领袖的地位,曾经想认证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为如来佛的化身,但对方并没有领情。

  清代中央政府有权废黜活佛、甚至禁绝其转世

  清朝中央政府树立“四大活佛”,主要是为了防止达赖喇嘛在蒙藏地区获得过大的宗教影响力,避免出现与清朝中央政权相抗衡的情况。为此康熙皇帝有意扶植和培育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使之分别成为后藏、外蒙古、内蒙古的宗教领袖。一言概括,就是以班禅额尔德尼分化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以两位蒙古活佛分化达赖和班禅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以章嘉呼图克图来分化哲布尊丹巴在全体蒙古人中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蒙藏地区的政教权力分化和权力制衡,避免出现一方独大的局面。

  根据清朝《钦定理藩院则例》等文献记载,乾隆时期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活佛有148 位,到清末有160 位。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并非每座寺庙都有一位活佛。有些小的寺庙可能有好几位活佛,也有的大寺可能一位活佛也没有。有些寺院的高僧有极高的佛法造诣,圆寂时又留下关于转世的线索,那么就有可能从此开创一位转世活佛系统;如果这座寺院规模小,财力窘迫,无力寻访转世灵童(呼毕勒罕),那么该寺的活佛系统也可能终结。

  清朝历代皇帝利用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对蒙古实行怀柔政策,即俗称的“修庙不修墙”。魏源在《圣武记》中对此评价说:“蒙古衰弱,中国之利也,以黄教柔驯蒙古,中国之上计也……匈奴、突厥之冯陵飘忽、九边枕锋镝……是则以慈悲销杀伐,以因果导犷狠。宗喀巴之功,中外华夷,实利赖之。且蒙古信黄教……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

  但清朝中央政府在鼓励和扶植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对其实行严格管理。

  供奉于北京雍和宫的金瓶

  自乾隆时期起,对一些地位重要的活佛要进行金瓶掣签认证,此后清朝中央政府对活佛的转世传承一直有所限制。比如外蒙古的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是两代土谢图汗的儿子和弟弟,由于这一层血缘关系,导致外蒙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之间以及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由于这一原因,在他圆寂之后,乾隆帝下令从此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在蒙古地区转世,而只能从理塘地区寻找其转世灵童。此外还在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采取金瓶掣签制度,在北京雍和宫和拉萨大昭寺设立两个金瓶,由雍和宫掌印札萨克达喇嘛、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通过掣签的方式确认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并由理藩院加以确认批准。

  除了批准和确认转世外,清朝中央政府对活佛还有予以废黜、甚至禁绝其转世的权力。比如乾隆年间噶举派的夏玛巴活佛被废事件就是一例。

  夏玛巴活佛曾经是噶举派的最高持教法王之一,地位仅次于噶玛巴活佛,与噶玛巴活佛互为转世师徒关系,类似格鲁派的达赖与班禅。第十世夏玛巴活佛确朱嘉措是第六世班禅的兄弟,两人一度希望能通过这层关系提高噶举派在西藏的地位。但六世班禅在1780 年进京朝觐时染天花圆寂。此前乾隆皇帝曾赐予班禅及其兄弟姐妹大量金银财宝,但都被班禅的随从运往扎什伦布寺。夏玛巴活佛派人去索取自己应得的一份时遭到拒绝,还被诋毁说他为了重振自己的寺院而策划谋反。这种传言在西藏地方政府中引起了对夏玛巴活佛的敌视情绪,因此他在1784 年逃往尼泊尔。尼泊尔廓尔喀国王巴哈杜尔· 沙阿觉得此事有机可乘,于是打着夏玛巴活佛的旗号派遣部队入侵西藏,挑起廓尔喀战争。战争结束后,大将军福康安奉乾隆帝的旨意整饬西藏政教事务。他严惩夏玛巴活佛的出走行为,没收了其驻锡地杨巴千寺,将其改为黄教寺院,并禁止了夏玛巴活佛的转世。

  拉萨大昭寺金瓶

  1904 年英军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经青海出逃到外蒙。

  清廷驻藏大臣有泰认为达赖擅自离开拉萨的举动是“目无朝廷”,奏请革去其达赖喇嘛封号,由第九世班禅主持前藏(拉萨地区)事务。清朝中央政府批准了有泰的奏请,但不久又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1910 年清政府为推行边疆地区政治制度改革,令四川总督赵尔丰调川军入藏。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清廷随后宣布革去土登嘉措“达赖喇嘛”的封号,并命令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寻访灵童,准备另立达赖。因翌年爆发辛亥革命,清室逊位,此举才未得到实施,十三世达赖也在1913 年返回西藏。

  活佛也有级别且可能降级

  《理藩院则例》将藏传佛教喇嘛职衔分为呼图克图、诺门罕、班智达、堪布、绰尔济五等。1658 年西藏噶厦政府撰写的《明鉴宝镜》和1814 年的《座次明鉴宝镜》中,对活佛的等级也有所规定。地位最高的是嘉布哲古(摄政活佛),即有资格担任西藏地方摄政的“四大林”活佛:功德林的济隆活佛、策墨林的策墨林活佛、锡德林的热振活佛、丹吉林的第穆活佛;此外还有达龙扎摄政活佛。这五位活佛清一色属于格鲁派。至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萨迦派的萨迦法王,噶举派的噶玛巴活佛等教派领袖,被视为超出等级之外的最高活佛。

  摄政活佛之下地位次高的是呼图克图活佛,是历代清朝皇帝曾赐予“呼图克图”封号的活佛,其下一辈转世须经清廷代表主持金瓶掣签仪式来加以承认。蒙古、青海、甘肃的呼图克图全都属于格鲁派,但西藏的呼图克图也有属于宁玛、达隆、噶玛、竺巴、直贡、香巴等教派的。比呼图克图再次一级的是拉萨三大寺的措钦活佛(大殿活佛),属于中高级活佛。第四级叫“赤哇哲古”,是历代甘丹寺赤巴中被追认的转世活佛,属于中级活佛。第五级叫“堪布哲古”,是拉萨三大寺中曾经担任过堪布职位、后来被追认转世的,也叫“扎仓活佛”。有些西藏地方史料也将各寺院中的康村活佛列为第六等级。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等级的活佛之间没有管辖关系,只有地位高低和座次尊贵之分。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自传中写道,“以往在举行重大的政教典礼时,因坐垫高低并无定准,参差不齐,以致成为人们找茬、疑惑、埋怨之根源,因此按照坐垫的高低排定名次”。达赖喇嘛坐于五层坐垫之上;坐在四层高垫上的为萨迦达钦和孜东寺主;三层半坐垫上的为达隆活佛、噶玛噶举派的红帽和黑帽法王;三层坐垫上的为甘丹寺法座(甘丹赤巴)、扎什伦布寺法座(班禅)、竺巴噶举法王、帕巴拉等活佛。以下还有二层半坐垫、靠背三层薄垫、五层薄垫三个等级。

  活佛地位的高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五世达赖自传的记录中,当时扎什伦布寺法座(班禅)只是三层坐垫,后世担任摄政的第穆活佛是两层半坐垫。从七世达赖起,部分格鲁派活佛担任西藏摄政,使得他们的政教地位和等级发生了变化。有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活佛能给寺院提供丰厚的供养,可以提升自己的座次排位和等级。

  还有些活佛因佛学造诣高而得到升级,比如色拉寺麦扎仓的帕帮喀活佛,按等级来说是扎仓活佛,但因其本人有很高的宗教造诣,弟子中也出现了几位杰出的活佛,因此被升为色拉寺的大殿活佛。

  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扎什伦布寺内,九世班禅曲吉尼玛塑像

  有些高级活佛因政治事件、个人作风问题或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会降为中等活佛。比如1899 年据说第八世第穆活佛试图谋杀十三世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决定革除他的呼图克图封号,并禁止其转世。1905 年丹吉林寺秘密寻访到了第穆的转世灵童,其母亲“恰好”是十三世达赖母亲的妹妹,在亲人求情下,达赖对其身份予以默认。但噶厦政府拒绝恢复第穆活佛的呼图克图封号,并把其等级由嘉哲活佛(摄政活佛)降到了措钦活佛(大殿活佛)。此外担任十四世达赖摄政的热振活佛也因为与女性有暧昧关系、搞政治阴谋活动等原因被降为大殿活佛。

  藏传佛教中还有一个称号叫“曲吉嘉宝”。汉文翻译为“法王”。这个词在藏地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拥护佛法的藏王(吐蕃赞普),一是特指阎罗王。但历史上元明皇帝也曾将精通佛典、恪守戒律、德高望重的教派领袖封为“法王”。比如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封萨迦派的五世祖师八思巴为“如意大宝法王”;明成祖封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却贝桑布为“如来大宝法王”,封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明宣宗封宗喀巴大师的弟子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此外明朝诸帝还曾册封过“大善法王”“大德法王”等封号;以荒嬉著称的明武宗曾经封自己为“大庆法王”。

  清朝时期,康熙帝曾经赐予第巴桑杰嘉措以“法王”称号,但“第巴”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政务官员头衔,并非宗教头衔。所以清朝赐予第巴桑杰嘉措的这个“法王”头衔更类似于对古代吐蕃藏王的称呼。此后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和寺院仍沿用“法王”称谓,比如萨迦派的萨迦法王(SagyaChizin,不采取转世制度,而是在昆氏家族的男性后代中传承),但历届中央政府未再正式认定过藏传佛教的新“法王”。

  作者:阎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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