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内容为网易自动采集,不代表本站观点。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请联系

QQ:1414798468

手机:18702035232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藏传活佛亦分等级:不是所有的"仁波切"都叫"活佛"
作者:DQ 点击:123 时间:2017-12-07 01:26:42

  西藏拉萨大昭寺,已有1300多年历史,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今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称“ 在祖国首都朝阳区的大地上有三十万散养的仁波切”。实际上“仁波切”的意思是“珍宝”,语境与汉语的“上师”“高僧大德”相似。凡是修行有所成就的高僧都可以称为仁波切,但仁波切不一定是活佛。2005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宗教概况》称中国境内现有藏传佛教寺院3000余座,经认证的活佛有1700 余人;2013 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则称西藏目前有活佛358 名。但是四川省藏传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炜明介绍说,如果把各教派寺院自行认定的以及各种假冒的活佛加在一起,其数量恐怕早已过万。

  藏传佛教的转世者在藏语中称为“朱古”(sprul sku),汉语一般称为“活佛”。但是“朱古”在藏语中并不具有“活着的佛”或者“现世佛”的意味。

  汉地在接触到藏传佛教之前,一般敬称某些被神化的高僧为“活佛”(如济公活佛),或者称慈悲为怀、救人济世的人为“活佛”,比如宋代《五代史平话》中“全活一城生灵,便是活佛出世也”。在藏传佛教传入后,遂将“活佛”的称呼套用到“朱古”的身上。清代官方也将一些大活佛称为“呼图克图”(hotogtu),这个词来自蒙语,有“圣者”“化身”“有福者”等含义。

  这些年来由于某些圈子(比如演艺界人士、企业家)的盲信乱信,“活佛”身份开始与大量的经济利益相挂钩,并且导致了一些乱象。最著名的例子是前一阵英籍演员张铁林被一位叫“白玛奥色法王”的福建人认证为“白玛曲培活佛”,整个过程破绽百出,笑点颇多,给网民带来了极大的欢乐。为整治这类宗教乱象,国家宗教事务局曾经在2007 年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对活佛的转世与认证作出规定。实际上20 世纪30 年代民国政府就曾相继颁布过《管理喇嘛寺庙条例》《喇嘛登记办法》《喇嘛任用办法》《喇嘛奖惩办法》与《喇嘛转世办法》等条例,以规范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和活佛转世、僧人登记、任用与奖惩。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加以管理,不仅是有先例可循,也是历来有法可依的。

  1563年,明世宗赐予西藏帕木竹巴首领的灌顶国师禅化王象牙印,西藏博物馆藏

  从家庭内继承到转世传承

  在公元13 世纪初,即元朝初年,西藏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萨迦、直贡、帕竹、蔡巴等重要的教派——家族势力集团,各自有不同的势力范围,占有土地、牧场、牲畜、奴隶。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之位时,由于违反幼子继承的蒙古习惯法,因此遭到黄金家族成员的反对,并与蒙哥汗指定摄政的幼弟阿里不哥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后,为了压制反对势力,废除了蒙古传统的推举大汗制度,汗位改为世袭,同时大力扶植藏传佛教的萨迦派(花教),利用其完整、系统的佛学理论为自己正名分。萨迦派第五世祖师八思巴曾为忽必烈灌顶,并且创造了蒙古文字,因此被忽必烈封为帝师、国师、如意大宝法王,领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事,在西藏成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府。萨迦派在元朝统治下掌握西藏政教权力近百年,不断得到元朝的封赏,其势力发展到康区、安多(青海)、北京和五台山。元朝末年萨迦派的权势逐渐被帕竹派所取代。明朝初年时对西藏各教派采取“众封多建”的政策,封噶举派的五世噶玛巴活佛为“大宝法王”,萨迦派的贡嘎竹西为“大乘法王”,格鲁派的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此外还封了阐化(帕竹派)、赞善(噶举派)、护教(噶举派)、辅教(萨迦派)、阐教(直贡派)等五王,以及一大批“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但此时各教派领袖圆寂后,大多仍采取家族内继承的方式选取其继承人。

  藏传佛教中最早建立转世传承制度的是噶举派(白教)。1199 年第一世噶玛巴· 杜松虔巴在圆寂前,命弟子佐贡仁钦保存他下一世转世的讯息,此后其弟子根据这些讯息寻访到噶玛巴希,即第二世噶玛巴活佛。此后宁玛派(红教)与格鲁派(黄教)也采用了转世传承制度。格鲁派在西藏兴起后,由于主张僧侣必须严守戒律,严格修行,不结婚、不饮酒、不杀生,再加上推行活佛转世制度,这些宗教改革措施切中藏传佛教当时的弊病,因此受到僧人和民众的支持,很快在西藏地区流传开来。宗喀巴的两位弟子根敦朱巴和克珠杰后来分别被追认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初尊。1577 年,根敦朱巴的传世弟子索南嘉措应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即《明史》中的俺答汗)的邀请来到青海,向其宣讲黄教教义。阿勒坦汗心花怒放,给索南嘉措赠上了“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意思为“法海无边伟大的上师”(达赖一词是蒙古语,意为“大海”);索南嘉措则宣布阿勒坦汗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转世”。此外他还宣布自己是达赖喇嘛的第三代转世,追认根敦朱巴为第一世达赖,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

  大宝法王德银协巴唐卡

  只有地位较高的“活佛”被视为佛或菩萨的化身

  1642 年,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占领西藏全境,然后扶植格鲁派。噶举派失去了自明朝以来传统的尊崇地位。此后格鲁派利用在政教两方面的优势地位,要求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转世活佛必须由达赖喇嘛来加以认证。1645 年固始汗授予四世达赖的师父罗桑确吉坚赞“班禅博克多”的称号,从而开创了班禅的转世传承系统。罗桑确吉坚赞自认为第四世班禅,追认克珠杰、索南却朗、罗桑丹珠为前三世班禅。“班禅”一词是梵文“班智达”(博学)和藏文“钦波”(大)的合称。1713 年,康熙帝授予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额尔德尼”来自蒙语,意为“珍宝”。

  1614 年,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前往漠北蒙古讲经,受到喀尔喀蒙古各部领袖的尊敬,成为当地的宗教领袖。1634 年多罗那他圆寂后,土谢图汗部首领衮布多尔吉汗的儿子札那巴札尔被确认为其转世,于是立其为法王,法号为罗桑丹贝坚赞。1649 年罗桑丹贝坚赞赴西藏学法,师从四世班禅,并觐见了五世达赖喇嘛。

  罗桑丹贝坚赞属于觉囊派,而班禅和达赖均要求他改宗格鲁派,作为正式承认其活佛地位的条件。1651 年罗桑丹贝坚赞改宗格鲁派,五世达赖宣布他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胜”),从而开创了蒙古的最高活佛转世系统。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唐卡

  内蒙古地区地位最高的活佛为章嘉呼图克图(Janggya hotogtu)。1683年,第二世章嘉活佛随师父前往蒙古,调解喀尔喀部和卫拉特(瓦剌)的纠纷,因此受到康熙帝嘉奖。1692 年章嘉活佛前往北京,向康熙帝倡议在内蒙古建寺,安抚内蒙古各旗。于是康熙帝封他为“灌顶普善广慈章嘉呼图克图大国师”,命其主持内蒙古及青海两翼蒙古的教务,在内蒙古的多伦诺尔为其建造汇宗寺。此后章嘉呼图克图成为内蒙古及青海地区宗教地位最高的活佛。

  过去藏传佛教信徒多认为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额尔德尼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一些地位较高的大呼图克图也被认为是佛或菩萨的化身,此外蒙古大汗曾被认为是金刚手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化身,清朝皇帝则被认为是曼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的化身。此外在20 世纪初,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觊觎俄国境内藏传佛教领袖的地位,曾经想认证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为如来佛的化身,但对方并没有领情。

  清代中央政府有权废黜活佛、甚至禁绝其转世

  清朝中央政府树立“四大活佛”,主要是为了防止达赖喇嘛在蒙藏地区获得过大的宗教影响力,避免出现与清朝中央政权相抗衡的情况。为此康熙皇帝有意扶植和培育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使之分别成为后藏、外蒙古、内蒙古的宗教领袖。一言概括,就是以班禅额尔德尼分化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以两位蒙古活佛分化达赖和班禅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以章嘉呼图克图来分化哲布尊丹巴在全体蒙古人中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蒙藏地区的政教权力分化和权力制衡,避免出现一方独大的局面。

  根据清朝《钦定理藩院则例》等文献记载,乾隆时期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活佛有148 位,到清末有160 位。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并非每座寺庙都有一位活佛。有些小的寺庙可能有好几位活佛,也有的大寺可能一位活佛也没有。有些寺院的高僧有极高的佛法造诣,圆寂时又留下关于转世的线索,那么就有可能从此开创一位转世活佛系统;如果这座寺院规模小,财力窘迫,无力寻访转世灵童(呼毕勒罕),那么该寺的活佛系统也可能终结。

  清朝历代皇帝利用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对蒙古实行怀柔政策,即俗称的“修庙不修墙”。魏源在《圣武记》中对此评价说:“蒙古衰弱,中国之利也,以黄教柔驯蒙古,中国之上计也……匈奴、突厥之冯陵飘忽、九边枕锋镝……是则以慈悲销杀伐,以因果导犷狠。宗喀巴之功,中外华夷,实利赖之。且蒙古信黄教……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

  但清朝中央政府在鼓励和扶植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对其实行严格管理。

  供奉于北京雍和宫的金瓶

  自乾隆时期起,对一些地位重要的活佛要进行金瓶掣签认证,此后清朝中央政府对活佛的转世传承一直有所限制。比如外蒙古的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是两代土谢图汗的儿子和弟弟,由于这一层血缘关系,导致外蒙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之间以及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由于这一原因,在他圆寂之后,乾隆帝下令从此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在蒙古地区转世,而只能从理塘地区寻找其转世灵童。此外还在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采取金瓶掣签制度,在北京雍和宫和拉萨大昭寺设立两个金瓶,由雍和宫掌印札萨克达喇嘛、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通过掣签的方式确认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并由理藩院加以确认批准。

  除了批准和确认转世外,清朝中央政府对活佛还有予以废黜、甚至禁绝其转世的权力。比如乾隆年间噶举派的夏玛巴活佛被废事件就是一例。

  夏玛巴活佛曾经是噶举派的最高持教法王之一,地位仅次于噶玛巴活佛,与噶玛巴活佛互为转世师徒关系,类似格鲁派的达赖与班禅。第十世夏玛巴活佛确朱嘉措是第六世班禅的兄弟,两人一度希望能通过这层关系提高噶举派在西藏的地位。但六世班禅在1780 年进京朝觐时染天花圆寂。此前乾隆皇帝曾赐予班禅及其兄弟姐妹大量金银财宝,但都被班禅的随从运往扎什伦布寺。夏玛巴活佛派人去索取自己应得的一份时遭到拒绝,还被诋毁说他为了重振自己的寺院而策划谋反。这种传言在西藏地方政府中引起了对夏玛巴活佛的敌视情绪,因此他在1784 年逃往尼泊尔。尼泊尔廓尔喀国王巴哈杜尔· 沙阿觉得此事有机可乘,于是打着夏玛巴活佛的旗号派遣部队入侵西藏,挑起廓尔喀战争。战争结束后,大将军福康安奉乾隆帝的旨意整饬西藏政教事务。他严惩夏玛巴活佛的出走行为,没收了其驻锡地杨巴千寺,将其改为黄教寺院,并禁止了夏玛巴活佛的转世。

  拉萨大昭寺金瓶

  1904 年英军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经青海出逃到外蒙。

  清廷驻藏大臣有泰认为达赖擅自离开拉萨的举动是“目无朝廷”,奏请革去其达赖喇嘛封号,由第九世班禅主持前藏(拉萨地区)事务。清朝中央政府批准了有泰的奏请,但不久又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1910 年清政府为推行边疆地区政治制度改革,令四川总督赵尔丰调川军入藏。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清廷随后宣布革去土登嘉措“达赖喇嘛”的封号,并命令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寻访灵童,准备另立达赖。因翌年爆发辛亥革命,清室逊位,此举才未得到实施,十三世达赖也在1913 年返回西藏。

  活佛也有级别且可能降级

  《理藩院则例》将藏传佛教喇嘛职衔分为呼图克图、诺门罕、班智达、堪布、绰尔济五等。1658 年西藏噶厦政府撰写的《明鉴宝镜》和1814 年的《座次明鉴宝镜》中,对活佛的等级也有所规定。地位最高的是嘉布哲古(摄政活佛),即有资格担任西藏地方摄政的“四大林”活佛:功德林的济隆活佛、策墨林的策墨林活佛、锡德林的热振活佛、丹吉林的第穆活佛;此外还有达龙扎摄政活佛。这五位活佛清一色属于格鲁派。至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萨迦派的萨迦法王,噶举派的噶玛巴活佛等教派领袖,被视为超出等级之外的最高活佛。

  摄政活佛之下地位次高的是呼图克图活佛,是历代清朝皇帝曾赐予“呼图克图”封号的活佛,其下一辈转世须经清廷代表主持金瓶掣签仪式来加以承认。蒙古、青海、甘肃的呼图克图全都属于格鲁派,但西藏的呼图克图也有属于宁玛、达隆、噶玛、竺巴、直贡、香巴等教派的。比呼图克图再次一级的是拉萨三大寺的措钦活佛(大殿活佛),属于中高级活佛。第四级叫“赤哇哲古”,是历代甘丹寺赤巴中被追认的转世活佛,属于中级活佛。第五级叫“堪布哲古”,是拉萨三大寺中曾经担任过堪布职位、后来被追认转世的,也叫“扎仓活佛”。有些西藏地方史料也将各寺院中的康村活佛列为第六等级。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等级的活佛之间没有管辖关系,只有地位高低和座次尊贵之分。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自传中写道,“以往在举行重大的政教典礼时,因坐垫高低并无定准,参差不齐,以致成为人们找茬、疑惑、埋怨之根源,因此按照坐垫的高低排定名次”。达赖喇嘛坐于五层坐垫之上;坐在四层高垫上的为萨迦达钦和孜东寺主;三层半坐垫上的为达隆活佛、噶玛噶举派的红帽和黑帽法王;三层坐垫上的为甘丹寺法座(甘丹赤巴)、扎什伦布寺法座(班禅)、竺巴噶举法王、帕巴拉等活佛。以下还有二层半坐垫、靠背三层薄垫、五层薄垫三个等级。

  活佛地位的高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五世达赖自传的记录中,当时扎什伦布寺法座(班禅)只是三层坐垫,后世担任摄政的第穆活佛是两层半坐垫。从七世达赖起,部分格鲁派活佛担任西藏摄政,使得他们的政教地位和等级发生了变化。有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活佛能给寺院提供丰厚的供养,可以提升自己的座次排位和等级。

  还有些活佛因佛学造诣高而得到升级,比如色拉寺麦扎仓的帕帮喀活佛,按等级来说是扎仓活佛,但因其本人有很高的宗教造诣,弟子中也出现了几位杰出的活佛,因此被升为色拉寺的大殿活佛。

  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扎什伦布寺内,九世班禅曲吉尼玛塑像

  有些高级活佛因政治事件、个人作风问题或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会降为中等活佛。比如1899 年据说第八世第穆活佛试图谋杀十三世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决定革除他的呼图克图封号,并禁止其转世。1905 年丹吉林寺秘密寻访到了第穆的转世灵童,其母亲“恰好”是十三世达赖母亲的妹妹,在亲人求情下,达赖对其身份予以默认。但噶厦政府拒绝恢复第穆活佛的呼图克图封号,并把其等级由嘉哲活佛(摄政活佛)降到了措钦活佛(大殿活佛)。此外担任十四世达赖摄政的热振活佛也因为与女性有暧昧关系、搞政治阴谋活动等原因被降为大殿活佛。

  藏传佛教中还有一个称号叫“曲吉嘉宝”。汉文翻译为“法王”。这个词在藏地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拥护佛法的藏王(吐蕃赞普),一是特指阎罗王。但历史上元明皇帝也曾将精通佛典、恪守戒律、德高望重的教派领袖封为“法王”。比如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封萨迦派的五世祖师八思巴为“如意大宝法王”;明成祖封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却贝桑布为“如来大宝法王”,封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明宣宗封宗喀巴大师的弟子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此外明朝诸帝还曾册封过“大善法王”“大德法王”等封号;以荒嬉著称的明武宗曾经封自己为“大庆法王”。

  清朝时期,康熙帝曾经赐予第巴桑杰嘉措以“法王”称号,但“第巴”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政务官员头衔,并非宗教头衔。所以清朝赐予第巴桑杰嘉措的这个“法王”头衔更类似于对古代吐蕃藏王的称呼。此后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和寺院仍沿用“法王”称谓,比如萨迦派的萨迦法王(SagyaChizin,不采取转世制度,而是在昆氏家族的男性后代中传承),但历届中央政府未再正式认定过藏传佛教的新“法王”。

  作者:阎京生

【推荐阅读】

  历经晚唐以降百余年的动乱,兴起于河东、两淮之地的赵宋王朝,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再造社稷,使中国得以重享三个世纪的安定与富饶。它的统一与偏安、新法与旧党、富足与孱弱,在矛盾中自有其魅力;更以存亡之际的两场抗争,成为塑造中国人民族精神的来源。寓张力于“金瓯有缺”之中,正是宋的时代特征。

  殿前都点检(禁卫军司令)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将士披上黄袍的那一天,为后周世宗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三,上距朱温篡唐53年,下距靖康之变167年。周世宗柴荣在半年前出征幽州之时意外病逝,继位的幼帝柴宗训未及改元,就在一片纷乱之中被他倚之为柱石的禁军赶下了舞台。其时,赵匡胤尚有一项兼职“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系春秋时代宋国故地。是故由他开创的新王朝,便以“宋”命名。巧合的是,167年后赵匡胤的七世侄孙赵构同样在宋州(其时已改称应天)称帝,延续了本朝的国祚。

  明人罗贯中所著《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有“赵霸入汴诓军粮”一回,所述的乃是赵匡胤之祖父赵敬(赵霸)在后唐军中时,自后梁手中骗得十万斛粮草的传奇。其时与赵敬同在黄河北岸和梁军对峙的后唐诸将中,竟有五人相继成为皇帝,其中石敬瑭、刘知远、郭威分别开创了五代中的晋、汉、周三朝,间隔却仅有13年,时局之乱可见一斑。而在后唐的四位君主中,有三人是毫无血缘关系的螟蛉义子,后周更是出现了内侄继位却不改姓(柴荣继承舅父郭威的帝位)的离奇情形,足可窥见儒家的“大义名分”与皇权仪礼,经过安史之乱以降200年的冲击,在华北地区已经荡然无存。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与950年后汉枢密使郭威在澶州黄旗加身、帝业自为的情形毫无二致,不过是“兵强马壮者当为天子”、以武力强推异姓革命的重复。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世史家在检讨宋人的王朝正统观时,尖锐地指出:《册府元龟》《旧五代史》之类的北宋史书之所以提出“五代”这一概念,将朱温篡唐以降那五个昙花一现的华北王朝(其中还有三个系沙陀人所建)视为与隋、唐无异的完整之“代”,本质上是为了掩饰赵宋自身的得国不正。若要使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名节无亏,就必须肯定郭威澶州兵变的合法性;继而连称臣契丹之晋、四岁而亡之汉也被奉为中原正统,宋人始可按照“五德始终”的合法性传承理论,宣称“本朝上接唐之土德、晋之金德、汉之水德、周之木德,应火德之瑞”。但以开国之初的疆域论,赵宋不过占据河东、两淮的70余州,北有北汉、契丹,西有党项、后蜀,南境则与荆南、南唐、吴越对峙,缺乏地理屏障,面积不及盛唐的三分之一,可谓残山剩水、金瓯有缺。

  但宋终究没有重蹈五代短命的覆辙。尽管终300年之世,它也没能完成兴复幽燕的伟业、真正成就大一统局面,但托庇于太宗、真宗以降的政治改革和注重文教,两宋得以摆脱此前200年间藩镇林立、武夫当国的困境,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大国、贸易大国和文化中心。汉末以来沉寂已久的儒学,在宋代得以重光;以印刷、医术和火药为代表的技术革新,以茶艺、瓷器和书画为代表的文化潮流,乃至繁盛的货币经济与发达的市镇,更是前代难得一见的盛景。尽管它那臃肿孱弱的国防力量、内讧不断的官僚体系和竭泽而渔的赋税制度使其两度在外敌的兵锋面前“突然死亡”,但宋之文明成果与文化滋养,至今犹有遗德。自两宋起,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以平民阶层为主体的时代;西学东渐之前的本土文化,亦在此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燕云的诅咒

  对崛起于后周版图之上的赵宋而言,决定其安全形势、国防资源分配甚至王朝命运的关键事件,早在陈桥兵变之前22年就已发生。彼时,赵匡胤还只是11岁的顽童,其弟赵光义更是要到一年后才会出生。

  936年夏,后唐天平节度使石敬瑭于太原起兵,对抗其内兄末帝李从珂。由于官军势大、战局不利,石敬瑭遣其谋臣桑维翰向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求援,许诺灭后唐后将奉契丹君主为“父皇帝”,并割让燕蓟、河东两节度使治所内的十六州土地。契丹军随后依约南下,击破包围太原城的唐军,并册封石敬瑭为后晋皇帝。937年石敬瑭攻陷洛阳、灭亡后唐之后,果然于次年交出十六州之地,每岁还向契丹纳绢30万匹。从那时起直到1368年,中原汉人王朝始终不得收回燕蓟之地。因诸城规模以燕州(亦称幽州,今北京宛平)和云州(今山西大同)为最大,故此地往往合称为“燕云十六州”,契丹(辽朝)则分设南京、西京两道以管辖之。

  燕云十六州东西宽约600公里,南北长约200公里,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公里,居高临下,将古长城与燕山、太行山北支之险尽收彀中。游牧民族的骑兵以此为基地、越华北平原南下,须臾可抵黄河;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的发家之地太原府亦在其威胁之下。而中原政权在失去这一地理屏障之后,在北部边境将面临长久的入侵风险,对兵力、财力皆构成巨大的潜在负担。故从后周建立之日起,即图谋恢复燕云之地。世宗柴荣于959年兴兵北伐,攻下瀛、莫二州,旋即病逝。一年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北伐之任遂转移到宋的肩上。

  赵宋立国之初,先以“杯酒释兵权”建立起君主对禁军的绝对控制,随后相继攻灭荆南以及割据湖南的武平军。964年冬,赵匡胤与丞相赵普、晋王赵光义在一个雪夜确定了统一天下的战略:先南后北,首先消灭实力较弱但治所富庶的后蜀、南汉、江南国(南唐)、吴越等南方割据政权,随后一鼓作气、兴兵北伐,攻破依托太原坚城固守的契丹附庸北汉,并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此举与“先北后南”的主动进攻路线相较要保守一些,但一旦北伐失败,还有南方的广阔腹地可作退路,因而为政权初建、家底不厚的赵宋君臣所喜。从964年到975年,宋军大致按照这一战略,完成了对东南半壁江山的统一,同时积蓄财富准备北进。但因为太祖赵匡胤在976年11月神秘去世,统一北方之业系在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方开始全面实施。

  太平兴国四年(979)春,宋军在付出不菲的伤亡代价之后,终于攻下北汉的都城太原,将这座唐末以来北方藩镇的权力中心夷为平地。大军随后越太行山东进、直驱燕州,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失地;但在城北高梁河(今北京紫竹院、动物园周边)一带被辽军主力击败,全线溃退,连宋太宗本人也被射中两箭,被迫乘驴车落荒而逃。休养生息到雍熙三年(986),赵光义再度发三路大军北上,企图利用辽圣宗少年继位、根基未稳的机会一雪前耻。但曹彬统率的东路主力在攻占涿州之后孤军深入,于岐沟关遭辽军精锐痛击,伤亡之巨令沙河为之壅塞,一路后撤至雄州才站稳脚跟。受其牵累,已夺回五个州的中、西两路宋军也被迫撤退。结果不仅未能达成进军目标,反而丢失易州,加上日后辽在遵化一带新设的景州,连周世宗收复瀛、莫二州的成果也被葬送。此后宋军在北方开始转入防御,满足于通过种植树木、开挖河渠等消极手段抵挡辽的进犯。

  宋太宗驾崩之后七年,1004年秋,辽圣宗发兵20万南下,在黄河北岸的澶州与宋军对峙。新任同平章事(宰相)寇准力谏宋真宗御驾亲征,使辽军难于速胜。入冬之后,双方展开谈判,于1005年1月达成停战协议:宋辽边界以雁门关-瓦桥关一线的实控范围为准,宋放弃对燕云十六州的领土要求,辽亦不得南侵。作为回报,宋每年向辽提供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岁币(仁宗年间增加到银20万两、绢30万匹),两国君主约为兄弟,承认彼此的合法性。此即著名的“澶渊之盟”。与动辄耗费数百万缗(每缗合铜钱1000文)的战争费用相比,这当然是极实惠的安排。从那时起,辽宋两国间的和平维持了约120年,自中唐以来实为罕见。

  但燕云十六州给赵宋带来的诅咒并未就此消弭。尽管宋辽之间的边界已经确定,但由于缺乏自然屏障,宋仍须在边关驻扎数量庞大的防军加以防范。加上党项人控制的定难军宣布独立、建立西夏政权,宋在西北方向依旧面临可观的军事压力。要防备边患,就须养兵;而宋代推行募兵制,将正规野战部队统一编为禁军,士卒自20岁入伍起即成为职业军人,须服役至60岁方告退役,其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壮年时段具有实际战斗力;为解决此问题,又须不断增加部队员额,长此以往乃形成冗兵现象。这一困局又因首都的选址失误而进一步恶化——赵宋立国之初,与后梁一样定东京(开封)为都城,意在利用通济渠(隋运河)的便利获得自长江流域运来的米粮。但东京地处平原、无险可守,自太行山以东南下的骑兵可以轻松叩关,在战时乃是绝佳的进犯目标。故宋太祖在晚年曾设想迁都西京(洛阳),借伏牛山之势以为凭靠。但其时联通东西两京的运河河段已经因年久失修而淤塞,粮食、物资只能由陆路运进,耗费相当可观;加上身为继承人的宋太宗不愿放弃自己经营多年的开封府,此项动议最终作罢。为拱卫一马平川的首都,只得拼命堆积防军,到徽宗年间竟已达禁军80万(《水浒传》中的名号即由此而来)之众——这还只是负责警戒首都的卫戍部队的数量。包含充当杂役的厢军在内,全国军人总数由太祖时的20万一路膨胀至仁宗以后的125万,养兵竟须耗费岁入的80%。而如此庞大笨重的野战军,实际战斗力依然不济,对辽和西夏的战略均势依然要靠岁币贿买来达成。

  奇怪的是,即便如此,宋人对燕云十六州的执念依然根深蒂固。徽宗宣和二年(1120),朝廷遣使自登州渡海前往辽东,与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缔结盟约,相约共同对辽作战。金军负责攻打辽之上京与中京,宋军则北上收复南京(燕京)和西京(云州),双方战线以长城为界。事成之后,金人允诺由宋收回燕云十六州中位于太行山以东的9个州和云州,宋则将此前赠予辽人的岁币改赠金国。换言之,为了实现燕云之梦,宋徽宗及其朝臣在尚未明辨形势的情况下就决定撕毁“澶渊之盟”,发起一场已经100多年未曾实施的北伐之役。

  宣和四年(1122)开春以后,由宦官太尉童贯指挥的15万宋军越过白沟北进,但被早已严阵以待的辽军击退,出师不利。此时金军已经攻下中京,向长城一线稳步推进。而童贯在尝试攻打燕京失利后,被迫向金人求援,允诺城破之后将20万居民和金银、粮草全部让予金军,宋人仅收回一座空城。到宣和五年(1123)战事基本告终时,宋军实际只接收了太行山以东的7个州和燕京孤城,同时还要向金国移交军粮20万石以及现金100万缗(一缗合铜钱1000文)作为酬赏。但宋徽宗因“大捷”而利令智昏,竟还想拿下不属十六州范围的河北重镇平州(卢龙),令金人勃然大怒。于是在1127年深秋,金军大举南下,对不久前的盟友发动了入侵。

  早在征辽之役时,金人对宋军的真实战斗力和弱点就已了然于心。他们所采取的进攻套路,正是100余年来宋人最畏惧的一种:东路军取道定州、真定府直插东京,西路军从太原指向洛阳,过黄河后向东京迂回。宋徽宗匆匆让位于太子赵桓(钦宗),逃往镇江避难。东京守军在尚书右丞(少宰)李纲的指挥下,一度迫使东路金军撤退;但赶来支援首都的宋军主力在折向太原途中,被金国西路军大部歼灭,丧失了最重要的有生力量。于是当金人在靖康元年(1126)秋天再度兵分两路南下时,分头迎敌的宋军对其已无法造成任何伤害。靖康二年二月初六,在从宋人手中勒索了黄金21万两、白银740万两、绢帛100多万匹、妇女儿童无数之后,金人宣布将宋帝赵桓废为庶人,与已经禅位的太上皇赵佶以及宗室男女共数万人一同押往北境。

  靖康二年(1127)初夏,徽、钦二帝在金兵押送之下,终于抵达赵宋王室100多年来魂牵梦萦的燕京之地。两人随后被流放至遥远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在那里凄惨地度过余生。宋人光复燕云的漫长理想,伴随着徽、钦二帝的“北狩”最终落空,成为靖康之变的一个难堪注脚。又过了100多年,元朝喇嘛僧人杨琏真伽盗掘安葬于绍兴的宋徽宗灵柩(1141年由金人送还给南宋政府),发现棺木中仅有几块火化后被击碎的骨殖碎片,不由得大惊小怪地叫嚷道:“南朝皇帝根基浅,竟然化了!”

  中流北与南

  靖康之变的灾难,不仅彻底终结了宋人收复华北的奢望,连带也使作为帝国心脏的河南腹地(洛阳、开封)被兵祸摧毁殆尽,无法再充当中枢之用。金人虽无意直接统治中原,但在撤兵之时掳走了大部分赵宋宗室,并册封尚书左丞(太宰)张邦昌为傀儡政权“大楚”皇帝,统治黄河以南的宋朝故地。张邦昌自知缺乏根基,在金军撤退之后主动将政权移交给留在东京的宗室家长、哲宗废皇后孟氏。此时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正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组织义军勤王,闻听二帝以被掳走,遂于靖康二年五月一日(1127年6月12日)在远祖赵匡胤的发家之地应天府登基,改元“建炎”。宋帝国的历史乃进入通称为“南宋”的第二阶段。

  赵构称帝之时,黄河与淮水之间还是宋金交锋的前线地带。金人闻听张邦昌政权崩溃、赵宋王朝复起,乃于1127年冬分三路再度南侵。赵构仓皇由应天奔往扬州,金军于1128年初第二次进占东京,并在次年直驱江淮。南宋朝廷被迫由瓜洲逃往浙江,辗转抵达杭州,改其名为“临安府”,以为行在(天子驻跸之所)。但金军依然紧追不舍,誓要对赵宋王室赶尽杀绝。1129年冬天战况最烈之时,整个南宋朝廷都龟缩在200余艘海船之上,漂流于浙江外海长达一个月之久,待天热后金人北返方才站稳脚跟。或许是由于“建炎”这一年号未能带来任何祥瑞,到了1131年,赵构决定改元为“绍兴”,并在数年后正式决定以临安为新王朝的首都。

  1129年金军南侵之时,已经开始面临战线拉长带来的困扰。其时在建康、广德军一带有岳飞指挥的抗金部队,江阴、镇江一线则有韩世忠统率的宋朝水军。金军水师主力一度被韩世忠堵截在建康东北的黄天荡水域,险些全军覆没,侥幸挖通老鹳河故道方得脱险。此时效忠于赵构的抗金武装名义上虽领有朝廷建制,但征募、指挥完全由带兵将领自行负责,实际上已经在向唐末的藩镇模式演化。宋高宗对此虽有戒心,但在朝廷的安全难获保证的情况下,也只能在1130年将韩世忠、张俊、岳飞等人所率的部队改制为中央禁军“神武军”,每一将领麾下的独立部队逐渐扩充至2万人以上。另一方面,金人对频繁南侵却无法获得全盘胜利也感到困扰,遂于1130年夏册封南宋东平知府刘裕为“大齐皇帝”,在黄河与淮水之间建立了缓冲国伪齐政权。此后金朝正规军的注意力集中到陕西前线,试图从关陇之地越过秦岭,但被宋军宿将吴玠、吴璘兄弟所阻;从山东、河南之地南侵的伪齐傀儡军则被岳飞接连击退。至此,从军事上灭亡南宋的企图基本宣告破产。

  武力之计未成,金人于是转而诉诸政治解决。其时,随徽、钦二帝一同北上但随后携妻子意外逃回的进士秦桧已经升任参知政事(宰相),他深知宋高宗对挥师北上、恢复中原意兴阑珊,更担心哥哥钦宗被金人放回可能影响自身帝位的合法性,因此竭力主张罢兵议和。绍兴八年(1138),金朝使节在临安与秦桧达成初步协议:金向南宋归还河南、陕西之地,送回已故的徽宗夫妇的梓宫以及尚在人世的赵构生母韦氏;作为交换,宋必须承认金的宗主国地位,成为金的藩属。但金国内部以兀术(汉名完颜宗弼,金太祖第四子)为代表的主战派对此颇感不满,1140年夏,兀术再度遣两路大军南下,向河南和陕西做正面进攻。

  其时,宋人正因和议即将达成而意气松懈,对金军的再度南侵毫无准备,东京、西京、南京相继沦陷。但当兀术进至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时,遭到东京副留守刘锜指挥的2万名“八字军”的拦截。宋军以拒马器械和重斧击退了兀术的重铠骑兵“铁浮图”和“拐子马”,金军死5000余人,伤1万人,损失战马3000余匹。紧接着,“拐子马”又在郾城和颍昌大败于岳飞所部,被迫全军后撤。宋军追击至距离东京仅45华里的朱仙镇,距故都仅有数日路程。兀术不由得痛哭失声:“我自渡海起兵以来,数年未尝败绩,今番竟凄惨如许,莫非天意欤?”岳飞则豪迈地对部下表示:“今次杀金人,若得直捣黄龙府(今吉林四平),当与诸君痛饮!”

  关键时刻,秦桧激起了宋高宗的绥靖之心:“金人议和,答应归还圣母太后和二圣梓宫,如今若是打下开封,恐怕对议和不利。”赵构随后在一天内连发12道退兵金牌,迫使岳飞以及同在前线奋战的韩世忠、张俊等将领退兵。1141年春,三人相继被解除一线部队的实际指挥权,张、韩二人出任枢密院使,岳飞为副使。紧接着,开始有神秘人士检举岳飞部将张宪意图谋反,秦桧以“莫须有”为借口,将岳飞父子及张宪先后收监。此时金人已经废除累赘的伪齐政权,并追封已故的徽宗为天水郡王,以向南宋示好。同年12月,金朝使节携赵构生母韦氏的亲笔信到临安,毫无斗志的宋高宗直言“朕不耻和”,命令秦桧火速拟定和约条款。

  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底)达成的这份宋金和约,史称《绍兴和议》,较两年前的草约远为苛刻:宋金两国的新边界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包括东西两京在内的河南故地和整个山东都被并入金国,宋还让出已经收复的唐州和邓州;在陕西,南宋将商、秦两州约一半的土地割让给金,换取韦太后南归。宋奉表称臣于金,金之国主册封宋主为皇帝;每逢金国国主生日及元旦,宋均须遣使称贺。南宋每年春天还要向金人缴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在和约的补充条款中,双方还确认了“南(人)自南,北(人)自北”的原则——位于白沟以南、宋金新国界以北的原北宋领土被定义为“北土”,其范围内的汉族居民统统被视为金朝子民,一旦越界南行将被拿捕遣返。换言之,南宋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偏安王朝,与大一统再无关系了。

  作为和议达成的最后一项注脚,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之夜,39岁的岳飞在临安大理寺的风波亭内被赐死。他的殉难固系源自秦桧的直接迫害,最终根源仍是宋高宗本人的功利和自私。这位赵官家(皇帝)在金人日复一日的南下进犯中耗尽了青年时代仅有的一点血气,既然衣冠南渡之后的东南半壁依然足以保持富饶,“还我河山”便成了可有可无的虚妄矫饰。处死岳飞,不仅足以压制鼓吹反攻河南的抵抗力量,确保《绍兴和议》的执行可得顺遂,还将彻底终结因14年战争造成的军令出于督帅、独立于朝廷控制之外的局面。此后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的旧部被重新整编为淮东(镇江)、淮西(建康)、湖广(鄂州)、四川(成都)和行在五大总领所,财政和统率权由中央统一掌控,恢复了宋初文人领军的局面。而狭隘自私的赵构虽未留下子嗣,却活到了整整80岁,在1162年禅位后又做了25年的太上皇,比他的得力干将秦桧多活了32年。

  《绍兴和议》之后,宋金之间维持了20年的和平;领土损失过半的南宋托庇于江南的经济开发和工商业进步,并未显出颓势。直到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渡河南犯,但在采石矶和金口接连为宋将虞允文所败。金国随后发生内乱,海陵王死于军中,继位的金世宗完颜雍在1165年再度与宋缔结和约,将南宋每年给金的岁币削减为银20万两、帛20万匹,两国该以叔侄相称。此后直到1205年,两国维持原有边界,相安无事。

  出人意料的是,打破现状的动力首先来自南宋。宋宁宗赵扩即位后,外戚韩侂胄的势力逐渐上升,被任命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以宰相衔总领军务)。他既非科举出身,与拥戴宗室重臣赵汝愚的朱熹等道学家又势同水火,自然希望干成一件大事以提升自己的人望。其时金国坐困于统治阶层的文弱化和北方的蒙古人袭扰,国力处于下滑状态。韩侂胄认定求取军功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遂鼓动宋宁宗为岳飞平反,为其加谥号“武穆”、追封为鄂王,同时削去秦桧的王爵,将其谥号改为“谬丑”。舆论准备工作就绪之后,韩侂胄于开禧二年(1206)兴师北伐,在汉中、淮南和山东同时发起进攻,希望一举收复北宋时代的四座京城。

  然而现实远远比理想来得残酷:行动开始之后不久,总领四川前线各军的吴曦(名将吴璘之孙)就向金人投降,献出阶、成、和、凤四州,使西路的攻势完全瘫痪。而中路渡淮河北上的主力军虽然取得小胜,却在襄阳附近被仆散揆指挥的3万金军击退。结果宋军不仅被迫撤出淮北,连淮南的和州、真州以及西面的大散关也告沦陷。事实证明,尽管背后面临蒙古人的威胁、无法大举深入,但时有作战经验的金军面对养尊处优多年、“厩马肥死弓断弦”的宋军,犹有一战之力。韩侂胄企图捐出私人财产20万缗、勉励将士再战,但宋宁宗及其宫廷班底已经对这位言过其实的宰相失去信心了。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三日,韩侂胄在入宫早朝途中被礼部侍郎史弥远的亲信用乱棍杖毙,割下首级送往金营。开禧北伐就此草草收场。

  嘉定元年(1208),宋金两国签署了新的和约:金放弃对淮南、江北新占领土的要求,恢复《绍兴和议》之时的两国边界;宋对金的岁币增加到银30万两、帛30万匹,两国君主由叔侄关系改为伯侄关系。此外金人在和议中还提出了一项颇具象征意义的要求:恢复秦桧的谥号、王爵。在那之后,南宋实权逐步落入与江西道学世家关系密切的史弥远、史嵩之叔侄之手。回想开禧北伐之前17年,焕章阁学士杨万里受命往淮河国界迎接金朝使节时,曾经写下过“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的名句。燕云十六州境内的桑干河,对偏安已久的南宋君臣已成遥远的记忆;而近在咫尺的淮河中流,却清晰地划定了“北”与“南”的界限。

  通往崖山之路

  南宋与一河之隔的金国在成熟中走向荼蘼之时,一个新兴的游牧民族正在蒙古草原上兴起。在韩侂胄酝酿北伐的那些年里,勃儿只斤·铁木真已经率领他的部落完成了对东起呼伦贝尔、西到阿尔泰山的广袤疆土的征服。1206年,他在全蒙古大呼拉尔台(部落会议)上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即“大海洋之可汗”。自1207年起,蒙古开始对称臣于金的西夏发动试探性进攻,并于次年直接攻取了金的昌、桓、抚三州,击破金国30万大军。1214年,蒙古骑兵拿下金之中都(即昔日的燕京),在河北、河东一带如入无人之境。无计可施的金宣宗不得不下令迁都汴京(开封),把昔日的战利品北宋腹地作为最后的战略根据地加以经营。

  自开禧北伐以来已成惊弓之鸟的南宋君臣,此时终于直起了腰杆。嘉定七年(1214),在朱熹的门徒真德秀建议下,宋宁宗决定停止向金支付每年60万的岁币。金军在3年后出兵南侵,接连夺取西和州、成州、凤州等地,但在襄阳、枣阳被南宋守军击败。此时成吉思汗正忙于西征,无暇顾及中原之地的变局。但到1226年蒙古大军返回东方之后,立即屠灭了苟延残喘的西夏。此后由于成吉思汗病逝,蒙古各部一度群龙无首,但在1229年的哈拉和林(大斡耳朵)大呼拉尔台上,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被推举为大汗,重新开始了对金的战争。此时的金由于屡遭重创,疆域已经缩小到潼关以西、黄河以南一块极小的版图内。

  1232年夏,蒙古大军包围开封,同时向南宋派去使臣,商量合力击灭金国之事。此时的宋人仿佛早已忘却宣和年间海上之盟的往事,再度兴奋了起来。权臣史嵩之振振有词地表态:“徽、钦二帝与列祖列宗所受的屈辱犹在眼前,倘不能抓住此良机,实乃不忠不义之举!”2万宋军迅速北上,与蒙古人一起包围金国行在蔡州,还送给对方30万石军粮。1234年正月,立国120年的金朝在蔡州灭亡,宋蒙两国成为中原最后的逐鹿者。

  仿佛旧日重现,金国灭亡之后的南宋,浑然不曾察觉占据华北的蒙古已经成为第一大威胁。相反,为争夺人望,宗室重臣、扬州知事赵范企图利用蒙古军主力北撤之后的战略真空,一举光复河南之地和故都开封。端平二年(1235),20万宋军渡淮河北上,进入昔日的西京洛阳,史称“端平入洛”。但宋人惊讶地发现,经过蒙古铁骑的一轮劫掠,这座繁华的都市已经仅剩300户居民,米粮全无。入夏之后,蒙古军突然自潼关杀出,进入洛阳的宋军主力一触即溃,双方正式进入准战争状态。不过由于此际蒙古人再度出兵西征,窝阔台又在1241年病逝,南宋尚有几年喘息之机。到1258年春天,成吉思汗之孙蒙哥出任大汗之后,令其弟忽必烈率军出兴元府,绕过宋军重兵把守的襄阳、沿汉水东进;蒙哥本人则南下合州(今重庆合川),沿长江东进,准备与忽必烈在鄂州(今武汉)会师,然后顺流东下、直取临安,彻底灭亡宋朝。

  这一回,蒙古人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端平入洛之役后,南宋深知蒙古人必出兵报复,从1243年起陆续在川东、川东北和川南的山丘上修建了21座要塞,作为阻挡蒙军抵达长江一线的防线。蒙哥的第一记拳头,正打在合川的纵深防御要塞钓鱼城上。1259年初,7万蒙古军齐集钓鱼城下,用云梯、锤车、投石机和炸药猛攻不止,但由于宋军占据制高点,且防线正面极为狭窄,并未取得成效。当年入夏后,蒙哥本人在登高查探守军虚实时被宋军的石炮打中,不久即伤重死去。此时忽必烈正在猛攻鄂州,闻讯急欲回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因此他卖了个人情给总领鄂州军务的南宋外戚重臣贾似道,以长江为界、宋朝向蒙古称臣、每年纳岁币40万为条件达成了临时停战协议,随后率师北返。而贾似道对双方议定的条件秘而不宣,反而添油加醋地在宋理宗面前伪造出前线大捷、蒙古军被击退的假情报,一跃成为朝廷最倚重的实权大臣。

  钓鱼城下的一炮,意外地为南宋创造了将近20年的喘息时间,但真正利用好这一时间窗的却是蒙古人。忽必烈在1260年春天的开平呼拉尔台上如愿当选为大汗,随后相继击败阿里不哥等人的叛乱,平定了北方。随后他派谋士郝经出使南宋,去收取此前与贾似道约定好的岁币。后者唯恐牛皮露馅,将郝经软禁在真州军中,秘而不宣。1267年,忽必烈再度挥师南下,对长江桥头堡襄阳发起了长期围困战。而贾似道依然在新即位的度宗面前粉饰太平,歌舞升平不断。1270和1271年,蒙古军两次击退增援襄阳的南宋水军;1273年开春前,南宋守将吕文焕眼见事不可为,开城宣布投降。在那之前两年,忽必烈已经将蒙古的国号改为“元”。

  襄阳沦陷之后,蒙古水军沿长江东进已呈势如破竹之势。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终于亲率13万大军抵达芜湖,与伯颜统率的元军主力做最后的决战。在敌军步兵和骑兵的协同冲锋下,7万南宋陆军一触即溃,长江上的2500艘战船亦陷入混乱之中,一天之内就宣告战败。直到芜湖之战惨败之后,南宋君臣才获知郝经已经在真州被扣16年的骇人事实,立即将其释放,并将贾似道流放岭南。但忽必烈并无意对临安朝廷的“歉意”表示温情:在两次招降未果之后,伯颜的大军在1276年正月攻入浙江,距临安仅咫尺之遥。当年三月,主持朝政的太皇太后谢氏(宋理宗皇后)向伯颜献上降表,随后与4岁的恭帝赵显一起被送往大都。与百年前的徽、钦二帝相比,南宋亡国之君获得的待遇多少有所改善,但作为正统王朝的宋至此已宣告灭亡。

  但宋帝国三个世纪的养士传统,终究在最后时刻爆发出了格外耀眼的光芒。临安城破之后,6岁的皇兄益王赵昰和4岁的皇弟信王赵昺在国舅杨亮节保护下从城内逃出,辗转抵达温州。陆秀夫、文天祥等忠臣在此地奉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接着将这个流亡小朝廷迁往福州,在那里正式奉赵昰为帝,改元景炎,史称宋端宗。1276年夏天元军攻入岭南后,端宗一行军民近50万人随枢密副使张世杰乘船入海,企图驶往泉州避难,但被阿拉伯血统的市舶司(海关关长)蒲寿庚所拒,被迫在潮州、东莞一带徘徊竟年。1278年3月,端宗乘坐的御舟在井澳海面被台风打翻,8岁的小皇帝落水后患上重病,于两个月后死在一个无人岛上;群臣遂又拥戴6岁的赵昺为帝,改元祥兴。率领陆路义军在岭南一带转战的文天祥闻讯赶往潮阳,企图与张世杰等人会合,但在海丰附近被元军击败俘虏。元朝水军统领张弘范将他带到战船之上,驶向与张世杰最后的决战地崖山(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部)海面。巧合而残酷的是,张世杰乃是出生在易州的北方汉人,其家乡正在宋人曾念念不忘的燕云十六州境内。而船过零丁洋时,文天祥写下了那两句千古留名的诗句。

  祥兴二年二月六日(1279年3月19日),宋元战争史上最后的战略决战在崖山爆发。是役张弘范巧布奇兵,利用涨潮之机发动突袭,大破笨重不良于行的宋军战船。左丞相陆秀夫背负7岁的少帝赵昺投海殉国,张世杰率18艘战船勉强突围,企图退往安南再兴义军。四月八日,舰队在今阳江市西南端的海陵岛暂避时遭遇台风袭击,张世杰拒绝登岸自保,独自屹立于船楼之中。“舟遂覆,世杰溺焉,宋亡。”

  惨烈而悲壮的崖山之战,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明末士人有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认为这标志着汉民族5000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亡国。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大国、贸易大国、文化强国,在蒙古的铁骑和水军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成为此后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直到20世纪初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中国作家犹常以宋末抵抗运动的故事自况,以振奋人心。

  至于那位写下不朽诗篇的文天祥丞相,他在忽必烈的监狱中继续待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依旧不肯投降。是月九日,他在柴市刑场就义。人们收敛他的遗体时,在衣带中发现了一首短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参考资料:《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日]小岛毅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宋高宗传》,王曾瑜著;《岳飞传》,邓广铭著;《辽宋夏金史讲义》,邓广铭著;《中国的历史》,[日]陈舜臣著;《崖山1279:天朝的叹息》,阎京生著等)

  作者:刘怡

审核: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