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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刑事大案: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救国七君子被捕
作者:DQ 点击:204 时间:2017-12-07 01:56:14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满清王朝划上了休止符,清廷以《大清刑律》为代表的法制改革昙花一现,中国法制近代化事业却没有停步。

  民国时期,在一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骄狂的日本代表以轻蔑的口吻挑衅民国政府代表王宠惠:“你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呢,还是代表东北满洲国政府?”王宠惠立即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大声回答:“我代表贵国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各国代表一时掌声雷动,日本代表自讨没趣,悻悻而退。王宠惠素有“民国第一法学家”之誉,他不但是联合国宪章起草者之一,还是第一位出任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籍法官,曾以英文翻译了《德国民法典》,享誉西方学界。

  作为司法部长,王宠惠对民国的法制建设贡献尤大。民国肇始,明令“《大清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并将其修订后更名为《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先后形成《第一次刑法修正案》和《第二次刑法修正案》。1927年,王宠惠受命主持草拟刑法。他以《第二次刑法修正案》为基础,参照欧洲大陆法系及日本最新刑事立法,起草了《刑法草案》。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第一部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又称“旧刑法”),分为总则、分则两编,共47章,357条。根据欧陆盛行的“社会法学”思潮,国民政府于1935年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刑法》(通称“新刑法”)。体例上,《中华民国刑法》与德国、日本的《刑法典》相同,甚至总则的内容构成及顺序安排,分则各章的标题(类罪名)等都与德、日刑法差异不大。

  与旧刑法相比,新刑法“侧重于主观主义”,强调犯罪性质而非客观后果,刑法处罚的不仅是违法行为,而且要针对有犯罪倾向的人;时间效力上采取“从新从轻”原则。该法另一个特点是保留了一些传统刑律的原则,如规定对于直系血亲的伤害、遗弃、妨害自由、掘墓等罪行,都要加重本刑二分之一。新刑法还规定,未满18岁或已满80岁的人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新刑法连同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共同构建了民国六法体系,实现了法律形式上的近代化。清末以前的封建刑律,与大一统集权制相适应,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编纂形式,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内容于一体,用刑罚方法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新刑法颁布实施后,很快在几大刑事案例体现出极具时代特色的法律效力。

  施小姐报父仇,孙传芳被刺死

  1935年11月13日下午3时许,天津城南马路清修禅院居士林,随着“砰、砰、砰”三声突起的枪响,“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帅”孙传芳后脑、后背中弹,应声倒地,一场震惊中外的凶杀案发生了。

  刺杀者是一位名叫施剑翘的女子,时年30岁。原来10年前,军阀孙传芳派兵北上,觊觎山东、河北,与直奉军队正面交火。施剑翘之父施从滨是奉系将领,时任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奉命截击时兵败被俘。孙传芳下令用铁丝绑缚施从滨,用钝刀将其割头杀害于安徽蚌埠车站,暴尸三天,悬首七日。

  噩耗传来,施剑翘悲愤之余,发誓一定要血债血还。她先将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帮其谋取了烟台警备司令之职。谁知施中诚升官后只顾吃喝玩乐。其后,施剑翘结识了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施剑翘以身相许要求施靖公为她报父仇,得允。婚后5年,施剑翘生了两个儿子,施靖公却迟迟不履行早先的诺言。无奈之下,施剑翘毅然携子从山西回到天津母家,临行前留书一封,指责施靖公背信弃义,并留诗一首:“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到天津后,改名剑翘,取意“翘首望明月,拔剑向青天”,以此明志。

  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孙传芳被刺后,施剑翘先将勃朗宁手枪的保险关好,放入大衣口袋,然后将数十张事先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及传单撒向众人,高声大喊:“我是施剑翘,为报父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我到警察局去自首。”旁人惊魂未定,无人敢应声。施剑翘见状,走到电话亭,准备给警察局打电话自首。这时值日岗警王化南闻讯赶到,施剑翘把手枪交出,说:“枪里还有三发子弹,我是为父报仇,杀了人,你带我去自首吧。”随即被关押。当天下午,天津大街小巷到处传着“号外,号外”的卖报声,《新天津报》刊发了《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的文章。

  施剑翘被羁押后,11月25日,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施剑翘刺杀一案,上午8时10分正式开庭,由推事文人豪主审,书记官、检察官及被告辩护人、原告代理律师各就各位。施剑翘穿着一件青布棉袍,神情镇静地站在被告席上。法庭内外人头攒动,观者如堵,尤以学生打扮的青年女子居多。

  主审官文人豪首先询问被告姓名、年龄、籍贯及住址,施剑翘一一作答后,公诉人提起公诉,认为“被告持有军用枪弹,杀死孙传芳,自白不讳,且核与证人(清修禅院主持)富明、(和尚)东海、王化南等所供相符。并有传单、手枪、子弹、《告国人书》等证据,实犯刑法第187条、271条第一项之杀人罪,请求法庭公判。”《中华民国刑法》第271条第一项明文规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与证人当庭对证后,文人豪传讯孙传芳的儿子孙家震。孙家震涕泪俱下,说遭遇惨祸,母亲悲极欲死,最幼之弟年仅5岁,请求依法严惩凶犯。施剑翘听后,立马驳斥:“他说他父死得惨,不知吾父死于他父之手,其情更惨??”言未毕,亦泣不成声。中午12点,双方仍争持不下,主审官宣告退庭,定期再审。

  半个月后,法院再次开庭。检察官除认定刺孙情节与事实符合外,施剑翘自首条件是否完备尚值得研究。施方律师为此予以辩护,认为施剑翘确系自首:其一,被告自首,照《刑法》62条,应当减刑。《刑法》第62条规定:“对于未发觉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减轻其刑。但有特别规定者,依其规定。”其二,报父仇孝义可嘉,应援《刑法》59条,酌情减刑。《刑法》第59条规定:“犯罪之情状显可悯恕,认科以最低度刑仍嫌过重者,得酌量减轻其刑。”

  12月16日,天津地方法院以“诉字第622号刑事判决书”对施剑翘枪杀孙传芳一案作出判决。判决书肯定自首成立,以“其主观方面,纯为孝思冲激所致,与穷凶极恶者究有不同,合于上述自首减刑,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十年”。不想原告孙家震、被告施剑翘对上述判决均不服,同时上诉河北高等法院。原告认为被告自首行为不能成立,被告认为十年徒刑量刑过重,未能受到法律应有的悯恕。

  1936年2月6日,河北高等法院就此案进行复审。施剑翘发现第一次庭讯时的重要证人如王化南、刘恕修等均未到庭。原来,财雄势大的原告孙家震,买通警察局,开除了上述能够据实作证的证人,只留下长期受孙传芳资助、偏袒孙家的居士林和尚富明及东海。为此,施剑翘提出强烈抗议:“当时我枪杀父仇后,报警的是刘恕修,第一个见我的警察是王化南,他们是本案的重要证人,由于在第一审时说了实话,你们仗势欺人,把他们都开除了,现在离开天津下落不明,法院太黑心了,孙家有钱有势,其情可疑。”结果抗议无效。

  经过辩论,2月11日,河北高等法院宣判:原判决撤消,施剑翘杀人,处以有期徒刑七年”。庭长当庭告知施剑翘:杀孙传芳乃为父报仇,情可悯恕,故减至最低之刑;原判认定你属自首则是错误的,因为王化南未到居士林之前,已知案发,进禅院赶往电话室,均在你向警士声明自首前发觉;你虽有自首之意,然事实尚不明显,故此宣判。

  河北高等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平息原告、被告的异议,官司随即打到南京最高法院。拖延到8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才作出裁决,维持河北高等法院的原判。

  庭内纷争不断,庭外同样群情激愤。由于施剑翘手刃的是曾杀人如麻的军阀孙传芳,当时社会舆论普遍对她表示同情。著名女报人邓季惺在南京《新民报》发表文章《对施剑翘判决书之意见》,认为孙传芳系祸国罪首,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本应处极刑,国民政府也曾通缉在案。诛杀国法不容之人,古今均不为罪,施剑翘以一弱女,诛杀凶犯,法庭却判以十年、七年之刑,实欠公允。南京《朝报》发表了扬州妇女会致首都、上海两妇女会请联合营救的通电。上海《大众生活》杂志则称:孙传芳皈依佛门,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暗中与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等联络),是今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放下佛经,立地成屠”的典型屠夫。

  此案还惊动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人同情施剑翘的遭遇,联名呈请国民政府明令特赦。冯玉祥早年曾与施剑翘的叔父施从云一起参加辛亥革命之滦州起义,施从云时任营长,起义中牺牲,冯玉祥当时为营副。经多方努力,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于1936年10月14日发布公告,决定赦免,全文如下: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囊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印)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68条规定:“国民政府行使大赦,特赦及减刑,复权。”

  轰动一时的替父报仇案,至此终于定论。

  林森特赦令下达的第二天,施剑翘被释放。由国民政府直接出面干预司法,在民国时期甚为罕见。10月20日,施剑翘离开监狱。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当局在她未出狱前故意放出假消息,转移社会注意。当天下午二时许,警方派出三辆汽车迎接其出狱,施剑翘乘坐中间的一辆,先到天津的亲眷家探视,两小时后乘快车赶赴北平。孙家及孙部旧属虽强烈不满,也无可奈何。他们出巨资16万元,在北京西山卧佛寺旁建造了孙氏墓地和祠堂。现在北京市植物园的范围内,孙传芳的墓穴和墓碑仍完好。后来,施剑翘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1957年起她被聘为北京市委员会委员。1979年,施剑翘因病去世,享年74岁。

  救国会七君子“危害民国”被捕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继承北洋政府的特别法传统,制定了大量刑事特别法进行刑事镇压。主要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惩治盗匪暂行条例》、《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常活动办法》、《惩治盗匪条例》等;其后又有《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法》、《戒严法》、《惩治叛乱条例》等等。这些刑事特别法可以不受刑法典法律原则的约束,便于规定普通法不便规定的内容,以致民国法学家们在《中华民国刑法》中体现的法治救国理想,不断遭到当局专制统治无情地扼杀,“七君子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1936年,日本吞并中国之心路人皆知,群众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由此纷纷成立。是年5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救国会)”。救国会成立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救亡图存,共赴国难。《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1月,在救国会及上海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下,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运动取得胜利。

  受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影响,救国会的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敌视。11月23日,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等人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罪名被当局逮捕,引发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刚一被捕,社会各界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等20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郑重处理此事。国际社会知名人士,如爱因斯坦、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人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恢复“七君子”的自由。12月4日,沈钧儒等人被押往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等候审讯。

  国民党中央的陈果夫、陈立夫一度主张枪毙“七君子”,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沈钧儒等人商定一旦被押赴刑场,他们将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在临刑前一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张学良等人提出的协议主要包括“出兵抗日,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其中一条便是“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即沈钧儒等人。

  1937年4月3日,当局正式对“救国会七君子”提起公诉。主要内容为:“各被告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刑法》第11条、第28条,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之罪。”《刑法》第28条明文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起诉书》罗织的罪状还包括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作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抨击宪法,煽惑工潮等。

  6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刘崇佑、江庸等20多知名律师自愿为“七君子”出庭打官司,形成了中国律师史上盛况空前的辩护阵容,沈钧孺、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人本身都是全国著名的大律师。法庭上,他们充分展现了大义凛然的雄辩风采。

  沈钧儒第一个受审。法官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答:“赞成不赞成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救国会从来不谈主义??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宣传什么主义,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救国主义”。“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利用。”沈钧儒据理力争。

  讯问被告以后,许多律师先后起立发言,提出理由,要求传唤人证,调查证据,但庭上均以摇头、摆手的动作,不予回答。在被告与辩护律师坚持下,检察官面红耳赤,穷于对付。不得已,审判长宣告“明日续审”,草草收场。

  第二次审理时,当史良被问到“你们主张联合共产党,是不是危害民国”时,史良告诉对方:“好比一家人,强盗打进门来,我们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盗,这有什么错?能说是危害民国吗?只能说是危害日本帝国主义,除非检察官是日本人,才会判我救国有罪!”

  审讯最后的焦点集中到西安事变是否与本案有关联这一点上。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一致要求应传张学良将军到庭作证,以明确被告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检察官对此不以为然,坚持不用多此一举。章乃器随即表态:“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更希望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给他做一个中国人,也丢尽我们中国人的脸。”检察官恼羞成怒,连连吼叫:“这是恶意侮辱检察官,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记入笔录,我要检举,我要起诉!”

  于此同时,慰问、声援“七君子”的函电如雪片般飞来,“爱国无罪”成为全国民众共同的心声。紧接着,“救国入狱运动”如火燎原。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具状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以“爱国罪”候审,同时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表明准备入狱不专为营救沈钧儒等人,更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这一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各界响应,普通老百姓纷纷签名,要求加人“救国入狱”的行列。当局骑虎难下,顿时慌了手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声浪遍及全国。进退维谷之际,江苏高等法院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当“七君子”出狱时,数百人立于烈日之下鼓掌欢迎。不过,七君子当时属于“具保释放”,直至1939年1月26日,当局才由四川高等法院宣布撤回对此案的“起诉”,最终在法律程序上结案。

  作为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此后不断被修订,台湾地区至今沿用,足见其影响之深远。相比而言,新中国的刑法典,却是1979年以后的事情了。

  作者:刘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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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柠,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作家、艺术评论者。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图书十余种,主编《东方历史评论》日本特辑“理解日本”,译有内山完造《花甲录》等。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970331日,清晨733分,日本航空JAL351航班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预定飞往福冈板付机场。日航班机多用日本的河川名作昵称,JAL351航班被称为淀号,源于关西地区的淀川河。淀号在飞越富士山上空时,遭到9名武装的赤军派(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的简称)分子劫持,其中8名是大学生,一名高中生。

  赤军分子以手中的武器、炸弹相要挟,要求全体男性乘客移到窗侧,并缚之。同时,几人闯入驾驶舱,命令机长石田真二和副驾驶江崎悌一改变航线,飞往朝鲜首都平壤。航班为波音727-89型客机,除9名赤军派分子外,还载有11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机长谎称国内航班燃料有限,不足以飞至平壤,说服劫机者同意先在板付机场降落并加油,从而赢得了一次谈判机会。

  经交涉,23名儿童、女性、病患和高龄乘客被释放,剩余乘客成为人质。下午159分,飞机复从板付机场起飞,飞往平壤。但在飞行途中,日韩两国政府密切配合,通过韩国方面的航空管制系统,故意使飞机在三八线以南降落。

淀号在福冈板付机场加油,23名妇女儿童病患获释,其余百余名乘客和乘组员成为人质。在机舱出口,劫机分子持日本刀警戒

  316分,飞机降落在汉城(今首尔)近郊的金浦国际机场。日韩两国政府的协调下,现场事先布置了欢迎到达平壤的横幅,手持花束的年轻女性面带微笑,化装成朝鲜人民军的韩国特警全副武装,守株待兔……一切按预先彩排的请君入瓮的节奏推进。机舱门打开,一名稍富旅行经验的赤军派分子注意到跑道旁边的加油车上印有壳牌(Shell)的LOGO,远处还停着福特汽车,顿觉异样。于是向接近机舱口的韩国男性问道:这儿是平壤吗?”“是的平壤韩国男答道。赤军派分子仍半信半疑,接着又抛出了一个关于朝鲜五年计划的问题,韩国男张口结舌。赤军派更觉有诈,让对方拿一幅金日成的标准像来。韩朝互为敌国,作为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国的韩方打死都没想到会遭遇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智力测验,刚一过招,便露了馅。于是,打开的舱门复关闭,驾驶员被要求立即起飞。但再次起飞需辅助起动装置,韩方拒绝提供。这招儿颇灵,赤军派分子一改初的强硬,做出应对交涉的姿态,并同意接受食品和饮用水。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代表、运输省大臣桥本登美三郎和政务次官山村新治郎乘日航专机火速飞抵汉城,与日本驻韩国大使金山政英一道,于41日凌晨,会同韩国国防部长、交通部长和内务部长等政府高官,开始了与赤军派分子的艰苦谈判。

淀号降落汉城金浦机场。韩方伪造的“平壤”现场被劫机分子识破,韩国警方如临大敌

  经过两天两夜的交涉,终于酿成了以山村新治郎为新人质的前提下,释放全部人质,航班飞平壤的妥协方案。其间,日本政府出于对乘客安全负责的考虑,拒绝了韩国当局派特种部队,发动突袭以解救人质的案。42日,双方达成协议山村新治郎乘淀号飞平壤,其余人质就地释放。但作为一项必要程序,应赤军派方面要求,代表左翼立场的日本社会党众院议员阿部助哉专程飞赴汉城,为山村新治郎的身份做担保。43日下午,山村新治郎与劫机者之一田中义三交换,田中走下舷梯(后通过外交渠道进入朝鲜),山村登机。随后,全部99名乘客和4位客舱乘务员被释放,航班飞往平壤。抵达平壤机场后,赤军派9名成员解除武装后经朝方检查,留在机舱中的手枪、炸弹和日本刀等武器”,全部仿造品仿真玩具。122小时后,机长石田真二驾驶淀号返航,山村新治郎等一行回国。

赤军派分子被解除武装后,经朝方检查,劫机分子们所持有的武器、炸弹等,均系高仿真制品

  回过头来看,彼时虽然冷战正酣,东西方高度对峙,但国际间对话的管道其实并未完全堵死,相关国家,特别是日本政府的应对,可圈可点之处颇多。飞机降落在金浦国际机场时,副驾驶江崎悌一趁劫机分子不备,把一只写有机内犯罪分子人数和所在位置及武器种类、数量的纸杯扔到了驾驶舱的窗外。据此,韩国警方迅速掌握了劫机犯的定位及机内武配置情况,制定了先发制人的突袭方案,但被日本政府否决——日航作为日本的国航,须以乘客的人身安全为第一考量,不容任何闪失。同时,鉴于日朝间无邦交关系,日本政府只有通过苏联和国际红十字会,呼吁朝:在淀号飞往朝鲜的情况下,确保飞行器和人质的安全。对此,朝方立即做出回应:如飞机飞抵朝鲜,我方将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对机组乘员和乘客当即予以遣返。鉴于淀号上除了日本乘客外,还有两名美国乘客,美政府担心一旦航班被劫持至朝鲜,作为敌国的美国人,会遭遇远甚于日本乘客的折腾,要求朝方妥善处置。应该说,朝方的应对,是基本兑现了国际社会期待的。这与后冷战时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状况,恰成鲜明的比照。

  作为日本史上首例劫机事件,无论对劫持方的赤军派分子,还是被劫持方的机组成员和乘客来说,都有种破天荒的意味,全无任何先例和经验可寻,一切全凭临场感觉,随机应变。但惟其如此,过程中悬念丛生,八卦多多,充满了戏剧性,乃至电视新闻直播收视率高达43%,仅次于后来的联合赤军淺沼山庄事件。

  事发当日,适逢日本内科学会要在福冈召开学会总会,乘客中有很多医生,其中不乏名医,如东京虎门医院院长冲中重雄和后来成为圣路加国际医院院长的著名内科专家日野原重明等。医生们协助劫机分子鉴定一批病患被确定为病患者在板付机场与妇幼一起获释余下百余名男性乘客和乘组员继续作为人质,飞往下一站——平壤,内心的恐惧与不安自不待言。对此,赤军分子安抚说,除非警方撕毁协议突袭,否则不会伤害乘客。劫机者的表态,令人质们暂时踏实下来,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并寄望于双方谈判成功。

日野原重明医生,后成为东京圣路加医院院长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今年7月18日,以106岁高龄辞世

  当航班再次起飞,飞过对马海峡的时候,机内广播响起,是劫机分子的声音: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出借自带的书。想读的人请举手示意。公布的书目中,有《列宁全集》、金日成和毛泽东的传记、《共产党宣言》、赤军的机关志《赤军》及《亲鸾传》、伊东静雄的诗集,还有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但众人惊魂未定,哪里有心思消受劫机分子提供的机内服务结果只有一人举了手,表示想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就是日野原医生。于是,五册文库本从前舱传到了他的膝上。

  日野原本来就是手不释卷的嗜书狂,一卷在手,内心顿觉淡定有了这套书,时间就好打发了。出身于基督教牧师家庭的日野原以前也曾读过陀翁,但此番重温,受益匪浅。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圣经·约翰福音》中的这句话,是陀翁小说的精髓。日野原深信自己会得救。眼前赤军分子们的言行,也使他一改往日对行动派活动家的印象,从借陀翁著作给人质这点来看,他们更像是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不过,话又说回来,若是他们真正读过、并读懂了陀翁的话,也不至于走火入魔到这步田地。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所讲述的,恰恰是恶行累累的罪人忏悔改心,回头是岸,最终获得救赎的故事。

  后来,日野原医生回忆道,在谈判呈胶着状态,全体乘客的生命都掌控在赤军派分子手中的时候,双方实际上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赤军派得救,自己也得救,否则便同归于尽。包括日野原自己在内,人质一方或多或少有种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倾向。甚至多年后,亡命朝鲜的赤军派分子仍觉得日野原医生是他们的大义的理解者。谈判达成妥协后,看到了飞赴平壤的希望,赤军派分子们唱起了《国际歌》,人质中竟有人和以送别壮士的民谣《北帰行》,颇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况味。当百余名乘客和乘组员分两组,先后走下舷梯时,在机舱门口,竟有不少乘客伸手拍着劫机犯的肩膀说加油啊”,然后郑重鞠躬道别:撒哟娜拉。应该说,至少在那一刻,人质的心中,感激远大于恨意。四天的机内拘禁日野原医生原本已有死的觉悟,当他走下舷梯,脚踏上金浦机场土地的瞬间,百感交集:我此后的生命是被赐予的,我应该用来做点什么。”日野原后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

  获得释放的乘客,当天即从汉城搭乘日航特别航班回国。可有一位美国乘客,是位神父,在汉城的酒店里住了一天,翌日(44日)到达日本,而日本政府和日航均未掌握其行踪,结果虚惊一场。事件后,日本航空为除两名婴儿外的全体乘客,支付了一笔慰问金。机长石田真二和副驾驶江崎悌一,因沉着果敢和富于专业精神的随机应对,受到了全社会一致的评价,二人均在日航服务到退休。为解救人质,不惜自己成为人质的运输省政务次官山村新治郎一跃成为国民英雄,获内阁总理大臣奖,其事迹被谱成歌曲,在家乡千叶县香取市的香取神宫,有一尊半身塑像。19924月,山村原本拟作为自民党访朝团团长访问平壤,事隔22年后,与淀号劫机事件首谋者田中高麿会面。但出发前夕,竟在家中遭罹患精神病的次女刺杀身亡。

  围绕劫机事件还有两则有趣的八卦,常被媒体提及。一是当时为东京大学法学部学生,后成为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官至东京都知事的舛添要一,原本准备搭乘被劫持的淀号回家乡福冈省亲,机票就在手里。但因前一天晚上与友人在居酒屋喝酒,导致宿醉而延误了航班,却躲过一劫。舛添把航班更改的事,写了封家信通知父母。原本这信应该同由淀号寄送家人,结果未能送达,几天后,信被退回寄信人。二是人质中有一位商人,七年后(1977928日),再次成为日本赤军达卡劫持事件的牺牲:从巴黎起飞,飞往羽田机场的日航JAL472航班,途经印度孟买时,遭日本赤军分子劫持,飞往孟加拉国达卡国际机场。机上142名乘客中,就有这位商人。后福田纠夫内阁本着人命大于地球的原则,全面接受日本赤军的条件送钱放人,人质获救。

当时的东大学生,后成为著名政治家、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因喝高而躲过了一劫

  淀号劫机事件,是赤军派国际行动的第一步,也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新左翼社运的高潮,从此走向式微。196911月,大菩萨岭事件,遭到政府的镇压,包括赤军派议长、被称为日本的列宁的盐见孝野在内,53名赤军派成员被捕,组织重创,在日本国内的军事训练已不可能,急需建立海外基地。可为什么是平壤呢这并非出于对朝鲜体制的认同,而仅仅是因为朝鲜最近便日本帝国主义的敌对国家。让已经左得不能更左的朝鲜向左转,进而成为赤军的国际根据地,是所谓世界同时革命战略的一环。照赤军派革命家的路线图,前期是日本国内革命,接着是朝鲜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化,继而是朝鲜半岛的武力统一,再通过与日本的全面武装革命相结合,促成毛(泽东)林(彪)派的变革和解体,从而实现中国的世界革命根据地化。然后,再结合北越革命,促成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攻陷西贡,再进一步扩展到东南亚的革命战争……此番行动,相当于万里长征的第二步。

  毋庸讳言,在赤军派关于朝鲜革命的构想中,自然包含了改造金(日成)体制(即所谓朝鲜赤军化)的内容。为此,赤军派革命理论家、劫机案主谋田宫高麿已然制定了先期赴朝酝酿革命的计划。但由于日本警方发出了对他的逮捕令,合法出境已不可能,遂决定铤而走险,这才有了不死鸟(Phenix)作战(即淀号劫机行动的代号)。照当初赤军派的国际根据地论,原本古巴也是其中一个选项。但对从未出过国,甚至连护照都没有,且案底累累的赤军派分子来说,比较容易搭乘的国内线航班,绝无可能胜任跨洋远途飞行。于是,朝鲜成了唯一的选。田宫高麿在劫机的《行动宣言》中写道:

  “目下正值世界革命和世界革命战争的时代。对于将要领导这个时代的吾辈来说,首先要把我们自身转化成与时代相称的主体,并获得提升。我们坚信:不仅在称谓上,只有我们在现实中成为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那一刻,才有可能牢牢地掌握无产阶级的民心。

  劫机行动只是一个出发点。我们要从自觉地摒弃自己的国籍、强行突破国境开始,切入这一历史性的开端[1]。”

  事实证明,自恃有强有力的革命意志和理论武装的赤军派分子还是小觑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气场。哥几个一进平壤,虽然受到了热情接待和不薄的礼遇,但朝鲜赤军化的革命构想即刻遭到否定,不仅改造云云无从谈起,反而被主体思想彻底洗脑。

  不仅如此,包括田宫高麿在内,3名劫机分子在朝鲜离奇死亡。1985年,受田宫高麿的指示,在劫机分子中最年轻(当时为神户市立须磨高等学校高一学生)的柴田泰弘秘密偷渡回国,冒用他人身份在关西潜伏,为组织筹集资金。19885月,兵库县逮。后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5年徒刑。据说在法庭上,面对法官身份核实的提问——“你的职业时,柴田凛然答道:职业革命家。出狱后,于2011623日,在大阪自宅中病死。另一位成员田中义三于19963月,在孟加拉被捕,后被引渡泰国。20006月,被引渡回日本,后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2006年,因罹患肝癌,停止服刑,出狱。2007年元旦,病亡。

  目前在朝鲜还有4名劫机集团成员(小西隆裕、鱼本宫博、若林盛亮、赤木志郎),均已年逾古稀,栖身在平壤东郊的日本人村。除淀号劫机案外,被认为还有可能参与了朝方绑架日本人的国家犯罪(对这种指控,当事者矢口否认)。而按照日本刑诉法,从犯罪嫌疑人出境时起,公诉时效即停止计算,直至本人回国。所以事实上,公诉时效不适用于本案。这意味着,尚健在的相关犯罪嫌疑人,一旦入境日本,将面临日国内法的制裁。多年来,日本一直有各种民间组织奔走斡旋,致力于让流亡朝鲜的赤军派成员叶落归根。大约六年前的冬天,笔者曾在北京丽都饭店与著名右翼作家、一水会大佬铃木邦男共进晚餐。据说,铃木与柴田泰弘有私交,彼时亦在为滞留平壤的赤军派分子的归国问题而尽力。他来北京,是为了从首都国际机场转机赴平壤,与赤军派人员接触。

  四十七载弹指,情随境迁。渐入老境的赤军派分子们,革命斗志已不似当年炽烈。对当初的革命行动,虽未公开忏悔,却已然失去了正当化辩护的激情,时而流露出某种倦怠感。20103月,柴田泰弘面对《产经新闻》的采访,坦言“(革命)运动已经不练了累了,我真的是太累了……”2011年,在日野原重明医生百岁寿辰之际,若林盛亮曾委托亲友从平壤捎去朝鲜的陶瓷器和亲笔信,为日野原先生庆。曾几何时,觉得日野原医生是其所谓大义的理解者,但四十年后,却对记者表示:

  “并不存强迫别人牺牲的大义。(日野原)先生看到了我们身上的自大,是我们的恩人。原本想如果可能的话,直接拜会他老人家,并郑重道个歉来着。”

  而因淀号事件人生观被彻底改写的日野原医生,也坦陈:劫机事件仍是一个精神和肉体的巨大创伤

  注释:

  [1]『文藝春秋』昭和45年6月号。

  作者:刘柠(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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