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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亚洲铁骑,罗马轻骑兵以智取得完胜!
作者:DQ 点击:203 时间:2017-12-07 03: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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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西方古典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大致在著名的三国时代中后期,与两汉齐名的西方罗马帝国,一度同样也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其中,从小亚细亚一直延伸到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原罗马东部诸行省辖地,就是著名的帕尔米拉帝国的割据所在。这个突然蹿起的小国。在以美貌和权势著称的芝诺比娅女王当政时期,乘罗马中央衰微与内战不断的有利形势下迅速扩张。它维持了五年之久,直至最后在公元272年,被杰出的罗马皇帝奥勒利安打败,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帕尔米拉女王 芝诺比娅

  以上史实在一般罗马历史爱好者眼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同中国三分归晋的故事一样,上述事件不过是罗马帝国逐渐从三世纪危机中恢复元气,重整旗鼓的一系列征兆中之一。皇帝奥勒利安统一天下的功勋固然伟大,却也没有显赫到能与夕日的西庇阿、凯撒等名将相比的壮举。正因如此,他们也就忽略了奥勒利安战胜帕尔米拉军队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役。

  △罗马的讨逆军 其中就包括了不少新募集的蛮族辅助部队

  此战不仅标志着帕尔米拉帝国崩溃的开始。也是看似弱小的旧式罗马轻装骑兵,对东方铁甲骑兵取得的一次辉煌胜利。从战术角度上来看,极具示范价值。

  这场战役发生在东方的叙利亚首府--安条克周围,因最后的战场靠近附近的伊姆玛亚村而得名。这一仗与罗马人以往历次内战中,倚重步兵的模式完全不同。倒是和更东方的波斯或中亚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这是一场纯粹骑兵间的对决。

  △正在训练的帕尔米拉军队

  对阵一方的帕尔米拉军队具有典型的东方风格,自然也秉承了后者一贯重视骑兵建设的决策。芝诺比娅去世的丈夫,也就是原帕尔米拉国王奥登纳图斯在位时。帕尔米拉就打造了一支以少数甲骑具装为主,部落骑射手为辅的精锐骑兵部队:

  前者人马悉数披甲,手持长矛。同时配以四角马鞍提高战士骑乘的稳定性,以冲锋陷阵为主要作战手段。

  后者则以依靠数量和速度的优势,骚扰并消耗敌人的战斗力。借以配合辅助铁甲骑兵冲锋杀敌。

  △受到帕提亚影响 帕尔米拉的重骑兵也是人马具装

  与之相反,作为敌对一方的罗马人,一直以顶级步兵强国的形象著称于世,其骑兵相对而言则逊色许多。公元3世纪中期,多数罗马骑兵,仍然和三百年前凯撒、安东尼所处的共和末期一样。无论从装备还是战术方面,都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这些罗马骑士,大多来自帝国的非意大利的地区。比如拜占庭历史学家佐西姆斯就提到,奥勒利安皇帝麾下骑兵,多为达尔马提亚人和摩尔人。他们和步兵一样装备短剑与短矛,一般不覆甲或仅着胸甲来保护自己。虽然机动性和数量超过东方的具装重骑兵,但防护能力却远为逊之。

  △依然坚守传统的罗马轻装骑兵

  毫无疑问,尽管3世纪的罗马帝国,已开始模仿东方敌人建立起自己的铁甲骑兵。但形成规模化的成熟建制,仍需时间。因而奥勒利安在叙利亚战场上所能依靠的,仍然是上述旧式风格的罗马骑者。

  不过,正如历史一再展现的那样,影响战斗胜负的因素并非完全取决于军队装备。双方的军队规模、地形的作用,乃至指挥官的临场发挥,都能改变看似处于下风的现状。

  △扩张到最大面积时的帕尔米拉帝国

  仅以指挥战术而论,帕尔米拉军队并不占据优势。女王的大军,由一位名叫扎布达斯的指挥官统帅。我们并不清楚此人在帕尔米拉战争之前的军事履历,但他很可能并非那种从血火中锻炼出来的百战悍将。特别是在骑兵战术指挥层面,显然无法与从小就以指挥骑兵作战见长的罗马皇帝,相提并论。

  帕尔米拉的军队数量无疑也逊于远道而来的帝国雄师。晚期罗马历史学者菲斯图斯曾简短描述:尽管她拥有数千重装骑兵和弓箭手,仍然在伊姆玛亚被奥勒利安击败。这说明,在突袭伊姆玛亚战役中,帕尔米拉骑兵数量最多也不会超过万人规模。因此扎布达斯的取胜之道,即在于利用以上少数精锐,从正面驱散战力不如自己的敌人。

  △奥勒利安进军亚洲路线

  双方之间的战斗,爆发于公元272年的初夏。扎布达斯将军队事先布置在罗马人进攻安条克的主干道上,试图逼迫对手与己展开正面对决。然而奥勒利安却并未回应帕尔米拉人的挑战。他下令步骑兵从东方向南,沿着奥龙特斯河谷,迂回进攻敌人后方。那里有一支负责保护安条克湖通往贝洛亚要道的驻军。

  这一策略有三大优势:

  首先,敌人阵型的正面立足于西北方向,从背后攻击势必会打乱后者阵势。

  其次,罗马人能够切断敌人撤退的路线,甚至能在对方猝不及防下轻松攻克安条克。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奥龙特斯河谷更适合己方防护能力薄弱的轻装骑兵,实施机动作战。倘若让罗马军中的辅助步兵,正面对抗敌人,则无疑丧失了己方最有力的制敌手段。

  扎布达斯也不是听任敌方战略实施的无能之辈。作为反击手段,这位将军迅速将麾下最精锐的具装骑兵,尽数调遣支援安条克湖附近的驻军。他的回应一度让罗马皇帝中止了最初的计划。由于担心遭到敌方精英的进攻,罗马步兵被下令固守阵地,从而导致后者无法及时支援己方骑兵的行动。

  △帕尔米拉人将全部希望押在了重骑兵身上

  但是,扎布达斯在调动帕尔米拉军队的同时也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也许是自信帕尔米拉具装骑兵的强悍战力,他既没有亲临前线了解战场形势,也没有把通常在战场上配合铁甲骑兵的骑射手一起派去执行任务。这一失误也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时,帕尔米拉的具装重骑兵骑兵,已经占据了奥龙特斯以东数公里远的战略要地。只要他们按兵不动,帝国大军的所有计谋都将无从施展。然而,罗马皇帝故意派出那些看似防御低下的轻装骑兵,在对方眼皮底下布阵排列。结果,铁甲精英因无法忍受对方的挑衅,冲动地向罗马人发起了总攻。

  按照佐西姆斯的记载,奥勒利安下令己方骑兵在与士气正旺的帕尔米拉人接触前,就立即掉头撤离,吸引对方前来追击。这样可以则能发挥,轻装骑兵机动性好的优势。每当帕尔米拉骑兵,因为人马覆甲的重力压迫,在路程上拉下一大段距离时。让他们恨得牙痒痒的敌人就会停下来,引诱自己继续进攻。如此循环往复,就仿佛在戏耍老鼠的猫一样。

  △叙利亚东部雕刻上的具装重骑兵形象

  更糟糕的是,战斗的时间恰好时值夏季。叙利亚当地因处于地中海气候带的关系,夏季十分炎热干燥。频繁出动的帕尔米拉铁甲骑兵,很快就因体力和水分的消耗露出疲态。尽管如此,这些精英骑士仍然不顾人困马乏,希冀能够追上他们的对手,给予后者毁灭性的打击。

  最终,当他们追击到距始发地数公里之遥的伊姆玛亚村庄附近时,恰如佐西姆斯形象描述的那样:帕尔米拉人疲惫不堪,他们的战马无法负荷骑士的重量,甚至无力走动。此前一直处于被追击状态的罗马轻装骑兵,却突然不再逃跑,转而径直向他们冲杀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条件对双方将士的影响是同时的。奥勒利安麾下的帝国骑士,一样要承受着来自高温酷暑的折磨。他们甚至一度因不堪重负而险些贻误战机,稍晚时代的传记文学著述《奥古斯塔史》就曾提到:现在,奥勒利安的骑兵因疲惫而打乱了序列,想要调头撤走。

  但罗马军队的良好纪律、科学的训练方式和对皇帝的忠诚,最终帮他们克服了困难。相比早已失去斗志、再无还击之力的帕尔米拉人,胜利女神显然要更青睐他们。

  △罗马骑兵在机动性和训练上都占据优势

  这场战役的最后一幕,发生在正午最毒辣的太阳之下。其场景与其说是战斗,还不如说是屠杀。帕尔米拉的具装骑兵,疲惫的甚至连长矛都举不起来。在对方第一波次的进攻中,即全面溃败了。经验丰富的罗马骑兵,专门劈砍甲胄覆盖不到或接缝处的身体部位。有时连战马的马蹄也不能幸免。

  血腥的屠杀持续了整整一个中午,战场上堆满了残肢断腿和倒毙的马匹尸体。喷涌而出的黏稠血液,则在阳光的曝晒下发出刺鼻的恶臭。帕尔米拉士兵不是在马鞍上被乱刀砍成碎块,就是从马背上掀翻,被双方战马践踏成肉泥。只有极少数的幸存者逃回了安条克。

  △一路追杀敌军的罗马骑兵

  在伊姆玛亚,看似实力弱小的帝国骑兵,居然能够取得对装备精良的叛军的完胜。其实应归功于他们那令人印象深刻的严格纪律和高超水准的训练。当然,也有赖于奥勒利安,作为一名优秀骑兵统帅的杰出领导。

  从军事角度而言,伊姆玛亚并不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帕尔米拉人的步兵和骑射手均未加入战斗,并且仍然保留着相当数量的具装精锐。因此真正致帕尔米拉帝国于死地的决战,是紧随其后爆发的埃美萨之役。

  但在战术指挥层面上,此战堪称轻装骑兵的使用教科书。罗马皇帝完美再现了,轻装骑兵如何扬长避短,依靠速度和机动优势击败强大的重装同行的精彩过程。此战也向世界证明,一直被东方铁骑衬托成布景板的罗马轻装骑兵,一样具备相当的实力。这些三世纪的罗马骑士,足以让人们重新回想起百年前罗马和平时代的祖辈。以及那些脍炙人口的丰功伟绩。

  △随着时间的推移 罗马也发展出自己的具装骑兵

  遗憾的是,由于具装骑兵具有依托其正面作战的巨大优势,所以在罗马军队中的影响日渐凸显。那些旧式风格的轻装骑兵,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取得伊姆玛亚之战的胜利后,他们仍然在帝国军事体系中存在了一段时间,也曾在一些战役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却再未重现如此战一般的辉煌战果。

  在之后的岁月里,伴随着铁罐头似的具装重骑兵,成为帝国主力。旧式轻装骑兵,失去了为帝国建功立业的机会。伊姆玛亚战役的辉煌,恰似一江春水般东流不返。这场罗马重振帝国东部的战役,最终成为了他们在谢幕前的巅峰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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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王学斌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中国直省大员中,其办一事或建一言之可称为优美明达而卓然具有政治家之态度者,盖久已寂寂无闻矣。今何幸而得某大员,抵掌而谈,发挥所见,聆其议论,洵不愧为优美、为明达、为政治家也。此某大员即新任湘藩郑苏戡。

  

  ——《泰晤士报》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清廷起用端方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赴川平息风潮。端方寻思此次入蜀恐怕前景难测,于是数次致电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恳请派一位名士相助,并声称“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端方爱才,盛宣怀也惜才,他非但不放人,更希望将其长留身边,“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可见盛对此人倚重之深。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享“卧龙”之誉的闽人郑孝胥。

  1

  多才多能

  1910年,满人金梁曾撰诗一首,赠予郑孝胥,曰:“久闻诸葛大名垂,笔法乃同兵法奇。偶见卧龙一鳞爪,苏龛墨宝海藏诗。”不难看出金对郑之才艺能力极为推服。

  不妨先说说郑的才艺。清末诗坛,“同光体”大行其道,郑孝胥便是其中之执牛耳者。1902年,郑孝胥《海藏楼诗》首刊于武汉,“同光体”代表诗人陈衍为之作序。陈氏曾颁布当代诗人榜,第一名位置空缺,郑孝胥赫然排名第二,评云:“恨无长篇,否则可为第一”。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晚清大吏张之洞,也不得不叹服郑诗“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看来其诗作造诣之高不是盖的。并且郑孝胥的文章在当时也堪称一绝,清流派翘楚黄体芳对郑孝胥之文评价甚高:“此调成《广陵散》矣,场屋中未必无知音者,不宜降格,然亦不可愈唱愈高耳。”

  郑孝胥不仅工诗,而且善书。时人曾评价“其书初学柳诚悬,后参以黄山谷,瘦硬飞舞,有不可一世之概。”据说辛亥后,郑隐居海藏楼,以鬻字为生,每字值白银十两。而当时北大、清华的教授工资也不过二三百两。郑随意挥毫两笔,就赶上教授们半个月工资了。民国有一位郑氏书法的狂热粉丝,名叫张谦,他身家颇丰,于是痴迷地收集其书法作品,集成《海藏书法抉微》一书,序言道:“私淑海藏凡十有五载,泼墨挥毫,无日不临摹,久乃得其神髓,所作可乱楮叶,且搜罗海藏手迹,不遗余力。先后所得,记五百余帧,晴窗多暇,辄出展玩,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同时,郑的处事能力与胆识也丝毫不逊于其才艺。1900 年,总办湖北营务处的郑孝胥,被张之洞委以武建军监操官。武建军“初成时”,郑“督教练、造营房”,“皆与其事”,“与此军颇浃洽”。他讲求西操,督操甚严,“操方半而雨至”,他“立雨中,不持盖,久之,雨益大,乃令暂息。小顷复操,至四点半乃罢”,精勤可感。1903年,广西“匪乱蜂起”,岑春煊奏请以四品京官调郑孝胥任广西边防督办。郑深谙“不战屈人之兵”之妙,经过缜密考察,采取要隘设伏、抚慰民众的策略,“自是枭目拥众跳窜边内外者略尽”。

  郑孝胥曾言:“办大事者以善用财为第一要着。”1896年,张謇与人合办纱厂。至于如何签订合同,才能避免合资当中出现麻烦纠纷,张拿不定主意,一筹莫展。后来他还是向郑孝胥咨询,郑不仅替他拟稿,还搭上一条妙计,张謇闻之连连点头“称善”。

  1900 年“东南互保”定约之后,英人意犹未尽,企图推动刘坤一、张之洞“独立”,英国领事托人致意郑孝胥,“如南省张(指张之洞)、刘(刘坤一)二公能正拳匪之罪,则保两宫、全中国、改传教章程皆可办到”,有意求其“为之言于南皮”,郑孝胥遂于“风雨大至”中,“即复渡江”,“袍为雨湿,不可着,乃烘半干”,对张“极谈不可失机之状,至五鼓”,直至张“终畏葸不决而罢”。这等气魄与胆量,恐怕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士人所具备的。

  当然,作为变世英雄,郑孝胥难免得意忘形,自树招展,偶尔也有侃侃高论、炎炎大言之举。1905 年,郑孝胥在广西龙州,宴客演戏,“座客华洋百余人,益以观者千余人。军民欢呼,鼓吹殷地,烟火涨天,西人皆称乃龙州第一次盛会”,郑孝胥语以孟森:“我固有呼风唤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者也”。其实此事亦情有可原。郑孝胥曾先后辅佐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岑春煊、端方、锡良等多位封疆大吏。长期游宦,充当幕宾,自熏染苏秦、张仪纵横之术,范增、张良权谋之策,好使险弄奇,能言善辩,乃至好大喜功等表现,皆与此有关。

  诗书双绝,能带兵,懂理财,如此全面之素质,孟森曾叹服郑孝胥:“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也难怪郑孝胥睥睨群伦、顾盼自雄了。

  2

  待价而沽

  郑孝胥曾对人讲:“吾欲行其志,匪疆吏不为。”其抱负的确不小。然而造化弄人,郑屡屡同平步青云擦身而过。

  1895年,身为张香帅幕僚的郑孝胥初出茅庐,进京拜谒帝党领袖翁同龢,为言“今日之务四,曰:明赏罚,收利权,劝公商,务战守”,得翁评价:“能见其大,亦为透彻”。孰料回到南京,因谒翁氏,令张之洞甚为不爽,一度将郑逐出幕府。

  三年后,“妄怀当世意”的郑孝胥,望着纷扰热闹的变法大潮,自是按耐不住,再度入京。这一次,与1895 年挟策自售不同,郑孝胥是以皇帝召见进京。他踌躇满志,“此去谒吾主,惊人须一鸣”。9 月,郑孝胥见到光绪皇帝,“奏对约二刻,并呈说帖”,皇帝“谦挹异常,呈说帖尚未及案”,“引手受之”。四天后,郑孝胥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若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政治素养再高超一点,若是光绪跟慈禧的关系再融洽一点,若是徐桐、刚毅等顽固大臣再忍让一点,或许戊戌维新尚可持续,那么凭藉卓越才干,郑孝胥三五年内跻身三品京官自当很有把握。怎奈天意弄人,康梁逃跑了、光绪被囚了、慈禧归政了,作为变法附议者,郑孝胥只得匆匆离京避祸。

  又过了三年,时间步入了20世纪。1901 年,清末新政刚刚拉开序幕,张之洞即言:“今欲行新政,得数人亦可举耳:陈壁、张百熙、李盛铎、钱恂、及座间郑(孝胥)、黄(仲弢)二君。用此六人,可成小贞观矣。”张氏看来,郑“见得透,说得出,做得到”,“子之才笼罩一切,无施不可”。然而,这位能给朝廷带来“小贞观”的福建英才,却迟迟得不到像样的官爵,依旧过着游幕四方、筹谋划策的日子。

  志未达但心不灰,郑孝胥自称“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虽埋头十年,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五年后,机会又来了。晚清素有“官屠”之称的岑春煊启用郑孝胥,允诺若是助他扳倒庆王奕劻、袁世凯集团,则上奏朝廷,授予要害肥缺。

  面对这样的良机,郑孝胥却首鼠两端,耍起了滑头。他一面帮岑春煊积极奔走,暗地疏通各类关系,一面又频频出现于端方府中。要知道端方与袁世凯乃儿女亲家,属于同一政治阵营,为了探听岑春煊、瞿鸿禨等人之计划,端连连向郑示好,许诺一旦郑提供有力情报,将来自当报奏朝廷,令其出任要职。一边是岑春煊的厚望,一边是端方的拉拢。郑孝胥于是玩起了脚踏两只船的危险游戏,对岑信誓旦旦,对端半推半就。1907年5月28日,岑春煊外放两广,被排挤出政治中枢,一度势焰薰天的岑“势大衰,无能为矣”。6月17日,被遣出京的岑春煊来到上海,希望郑孝胥随他赴粤处理政务,并许以广东按察使之职位。谁料郑便衣迎谒,淡淡一句“旧幕府郑苏龛,非以广东臬司来见也”,个中意味不言而喻。而岑春煊外放那天,郑孝胥与端方共饭,席间得到电传上谕,郑孝胥对端方说道:“云帅宜谢病投闲数年,此好机会,不可失也”。其文人无行之秉性暴露无遗。

  郑朝秦暮楚的行径,自然也没给袁世凯留下好的印象。袁随即致密函给端方,道:“大谋(即岑春煊)既去,位置苏公(郑孝胥),必将又松一步。为苏计,大可趁此北来,在部浮沈数月,明此心迹,为将来大用地步”。可见袁对郑尚疑心重重,极不信任。最终,袁、端决定让郑出任外省,这显然与其进军中枢的意图背道而驰。郑自然推辞不就,其迈向政治舞台的脚步,又一次戛然而止。

  官场失意,郑孝胥并不消沉,而是投身于地方立宪运动。1906年底,上海一帮名流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组织若要运转得当,则必须由一名能力出众、众望所归的人来担当会长。大家一致认为郑孝胥最靠谱,于是公推他为龙头。出任此职,对郑而言,可谓一箭双雕,一可以积聚人气,养望以待;二也能以在野的身份督促清廷通过政治改革来固本培元。何乐而不为呢?在其主持下,“预备立宪公会”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立宪政治团体,其活动搞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当时立宪公会由郑孝胥、张謇与汤寿潜三人执掌,堪称亲密无间的“三驾马车”。三人在其中之角色与面貌,时人有如是有趣印象:“郑、张、汤三君在今日号能任事者。设为挽车人:郑所御马车,轻驶自喜,且以余闲调笑;张则拉车,飞奔喘息;汤推独轮车,竭蹶委顿之状晬于面、盎于背矣。”可知,无论从事什么,郑孝胥都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潇洒哥”做派。

  然而,郑之志向岂在组织大家搞立宪?这只是他以退为进、观望时局的权宜之计。到了辛亥年,机会终于来了。1911年,清廷任命郑为湖南按察使。说实话,这职务对郑而言,本无太大吸引力。不过经端方和盛宣怀的运作,朝廷给郑孝胥打包票,只要他走马上任,湖南巡抚一职也会尽快给他落实。

  面对如此诱惑,一意仕进的郑孝胥,自然选择了接受。

  3

  高开低走

  上任伊始,郑孝胥颇踌躇满志,两条腿也是格外的勤快。从6月下旬到7月中旬,他几乎跑遍了在京所有满汉大员要人的宅邸,兜售其救国之策。6月21日,郑更是借入朝谢恩之机,向载沣进言,“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策”。或许是觉得郑的建议很给力,“摄政王屡颔,甚悦”。不久,《泰晤士报》也发表社论,认为“中国直省大员中,其办一事或建一言之可称为优美明达而卓然具有政治家之态度者,盖久已寂寂无闻矣。今何幸而得某大员,抵掌而谈,发挥所见,聆其议论,洵不愧为优美、为明达、为政治家也。此某大员即新任湘藩郑苏戡。”可谓极尽溢美之词。一时间,郑俨然已是扭转颓势的那一棵救命稻草。

  赴湘途中,郑更是将新官上任之喜悦付诸笔墨:“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并立下壮志:“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其个人感觉实在好的不得了。

  刚刚到任,郑就被湖广总督瑞澂又派回京师参与厘定省制行政,一待就是一个多月。此时的局势已是暗流涌动。赴川路上的端方频频鸿雁传书,希望郑孝胥看在往日情分上,入川助其平靖乱事。郑显然不愿“摸鱼不成沾得一身腥”,于是多加推诿,并违心地规劝端方“蜀本无乱,帅节既临,风潮自息。胥家累重,实难远行。且外官制关系全局,窃愿竭力终始其事”。甚至后来其对端的几份来电,索性置之不译。

  然而,天下大局终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十月,武昌首义,局势急转直下。在朝廷一再催促下,10月25日下午4点,郑坐上赴津火车,晚上登上赴沪轮船。船在海上航行,郑的心绪也随之起伏。此刻的他,已全无四个月前的那股子豪情,“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对于当初出山做官的决定,他已满心悔意。还是其至友陈宝琛的评价最为一针见血:“太夷(郑孝胥)功名之士,仪衍之流,一生为英气所误”。

  29日,途经上海。郑闻长沙已失,道路不通,便只好滞留沪上,躲进海藏楼做寓公。即使宅在家里,郑孝胥也难得消停,仍频受革命党恫吓。如郑孝胥言:“寄寓上海者大半附和革党,惟余默然若无闻见,宜彼曹之忌我愈甚也。”革命党人以郑孝胥“必将以刀笔破坏革命”,屡屡投书威吓,甚至挑衅:“三日内必杀汝,今日晚间可至门外试之”。惶惶不安之心情终日与其相伴。

  显然,若无辛亥革命,郑孝胥仕途将一马平川、飞黄腾达,直至总督开府也并非没有可能。正当官运亨通、炙手可热之际,却被革命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断送一片星光坦途,多情总被无情恼,你说郑孝胥能不窝火吗?然而毕竟已是无位无权,他只得在日记里面发泄一下个人的郁闷:

  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

  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杨钧在《草堂之灵》中,有这么一段话,点评逊清遗老之生存情状:“中兴之时,国家统一,立身有所,勋业有名,大成小成,均能获益。国变之后,局势全非,‘忠节’二字,完全无着,出力不知为谁,舍生尤为白死,加以事势瞬息变迁,朝杀敌人,夕就斧钺,晨享富贵,晚作穷民,即欲认真,无真可认。”就这样,郑孝胥裹着空洞不实的遗老外壳,亮出鄙视当下的孤傲姿态,迎来数个春秋更替,送走几度寒暑轮回。他看着袁世凯由大总统到洪宪皇帝,再终至众叛亲离、郁郁而亡;也目睹了张勋率领辫子军在紫禁城里上演的复辟丑剧。别瞧他一副“大隐隐于市”的姿态,但暗地里却广通八方声气,静观天下之变,时刻不忘复辟满清小朝廷。1914年,郑孝胥与康有为在沪交往频繁,9月18日,“过康有为小谈,余询之曰:北去乎?康曰:恐无北去之理。余曰:北方皆乱臣,南方皆贼子,子将奚从!”不久,“康有为来言:日本舆论已全国一致,欲乘此时取中国,兼并南洋各岛”。二人过从甚密,无非商议所谓“拥戴溥仪复辟登基”罢了。1917年底,郑孝胥更是拉下老脸,与昔日部下陆荣廷通信,为其出谋划策。次年1月,郑同另一遗老胡嗣瑷商谈,今后应力劝张勋与陆荣廷联手,方能复辟有望。

  终于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或许便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作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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