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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危机:从俄土战争到中国国运
作者:DQ 点击:170 时间:2018-01-12 01:39:48

  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

  土耳其突然发飙,主动攻击俄罗斯。

  47岁的土耳其名将奥马尔·菲帕夏(Omar Pasha)率领大军,渡过了多瑙河,兵锋直指俄罗斯军队。

  这是1853年10月28日,距离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仅仅24天。数日后,土耳其军队击败俄军,首战告捷。

  11月1日,俄罗斯对土耳其宣战,俄土两个宿敌之间的第9次战争正式展开。

  尽管英法两大强国在战前摆出了支持土耳其的姿态,但他们并不希望真正开战。土耳其放胆进行军事冒险的一大原因,在于其奉行类似中国“以夷制夷”的思路,利用大国博弈,试图借英法之力摆脱俄罗斯长期的控制,其国内的宗教狂热对此也有相当推动。

  土耳其以弱敌强的决绝,显然出于英法的预料,他们甚至迅速地对土耳其予以谴责,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得不卷入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

  战争因此而迅速扩大。

  1854年3月27日,法国对俄宣战;28日,英国对俄宣战;4月10日,英法正式签署条约结成同盟,并邀请欧洲其他国家加入。俄土战争升级为欧洲列强的国际冲突,俨然世界大战的预演,史称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这场战争,也在遥远的东方引起巨大的回响。

  就在土耳其发起军事攻击的7个多月前,1853年3月19日,一支自号“太平军”的造反武装,攻占了南京,中华帝国面临着艰难的考验;4个多月前,6月3日,4艘黝黑的美国军舰开进了日本,试图打开这个岛国的大门,史称“黑船事件”……

  中国与日本此时都不会想到,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引爆的这场克里米亚战争,也将改变他们的国运。

  战火烧到中国门口

  被很多人忽略的是,克里米亚战争的战场,远达东北亚地区,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门口。

  1854年,交战双方在靠近中国的堪察加半岛发生激战。堪察加是俄罗斯在远东的最重要基地,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建于1740年。1854年8月30日,英法联军攻击该地,总共动员了巡航舰3艘,蒸汽巡航舰1艘,轻巡航舰1艘,两桅横帆船1艘和汽船1艘,配备火炮218门,2600名舰员和陆战队。这场战斗,史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包围战”。

  远东之战,是英法联军尤其英国方面主动求战。根据英国外交部与海军之间的公函档案记载,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英国非常担心俄罗斯海军会威胁中国、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的商路,因此,英国决心寻机歼灭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并拔除俄罗斯在鄂霍次克海及堪察加的据点。

  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对比方面,英法联军占据极大的优势,他们总共有25艘军舰,其中包括6艘蒸汽战舰,而俄罗斯方面起初仅有6艘军舰,不久又因为旗舰Pallada号年久失修,及Diana号在日本下田受风浪损坏,仅有4艘军舰可投入战斗。

  英法联军的困难主要在于缺乏准确的情报,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都难以定位俄罗斯军舰的方位,以至于在整个太平洋盲目地进行搜索。英法联军的第二个困难,则是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

  对于俄罗斯来说,因为很清楚自己在远东的海军力量难以对抗英法联军,其任务一是全力加强远东定居点的防卫,准备应对英法的强攻;二是躲避强大的英法舰队对俄罗斯军舰的围猎;三是试图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在远东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

  具体负责远东地区战略执行的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认为,由于中国正在发生内战,“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南翼因此变得相当脆弱,易于英法联军发起攻击,俄罗斯要以有限力量保住远东的据点,必须尽快将军舰撤入黑龙江河口避战,并通过黑龙江、经由中国境内对几个定居据点进行补给,而这就必须经过中国的领土。

  穆拉维约夫的方案,在1854年1月23日得到沙皇的批准。2月18日,穆拉维约夫致信中国政府,告知俄罗斯将通过黑龙江为堪察加的据点进行补给,整个3月份与4月份,俄罗斯紧锣密鼓地进行补给的准备。由一艘蒸汽轮拖带75艘驳船组成的补给船队,搭载着800名军人、100名哥萨克及1支炮兵分队,在5月30日进入黑龙江,拉开了大补给的序幕。8月中旬之前,俄罗斯人终于给4个主要据点进行了有效的补给,这4个据点是:马林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阿杨以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克里米亚战争,引起大清国的高度关注,尽管大清国受困于内乱之中,也在能力范围内对此进行了全力戒备。

  1854年6月23日(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叶名琛与广东巡抚柏贵,在向中央报告英国派人前来要求修订条约时,同时向中央报告了克里米亚战争概况。同日发布的圣旨指出:“俄罗斯夷兵,欲与英夷寻衅,难保不另蓄奸谋。该夷蛮触相争,与中国原不相涉。该督等但当密饬各海口炮台将弁,严行防守,毋稍疏懈。”(《筹办夷务始末》,下同)

  当俄罗斯通过黑龙江向各据点开始进行补给时,咸丰在圣旨中要求:“此次俄罗斯乘船拥众,由黑龙江东驶,其所称与英夷争岛之语,未可尽信。”要求黑龙江驻军查清“该国船只究往何处,是否已近三姓边界”,并要求东北各地“一体严防”,“密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其船只来踪去迹,只宜勤加侦探,不可率与该国交接,尤不可轻给照会文移,转生枝节”。

  对于英国人的举动,大清国此时也相当狐疑。与太平军的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英国人却不时与太平军有所接触,清政府担心:“该夷既与中国和好通商,何故与逆匪往来,殊非和好之意。况当江中征战之际,设或枪炮误伤,我兵不能任咎。”“如果实与俄罗斯构难,何能从容往来内地,其为包藏祸心,已可概见。”同时,清政府命令“上海夷人”,“不得任意游驶;并谕以江岸海口,现在皆有重兵,若不遵约束,经我兵勇击杀,是该夷自贻之戚,于我无尤,使该夷知我不以起衅为怯,方不致日肆鸱张”。

  显然,在克里米亚战火延烧到家门口时,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对俄严防隐忍、对英则针锋相对——这与当时英国军政两界对太平天国的暧昧态度,息息相关。根据美国学者John D。 Grainger的研究,彼时的英国,曾经向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中英同盟,共同对抗俄国。但是,当时的大清帝国还深陷在太平天国动乱的泥沼之中,无暇顾及如此遥远的大国博弈,因此不了了之。

  俄罗斯有着离奇的幸运

  英法舰队的行动极其缓慢。

  从英法对俄宣战,到攻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足足有5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有着优势军力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却在司令普拉斯率领下,在全球紧紧追踪俄罗斯一艘落单的军舰Aurora号,从南美的秘鲁一直追到堪察加半岛。研究者普遍认为,普拉斯因此而错过了最佳的战略机会,令俄罗斯人有了足够的备战时间。

  8月29日,英法联军舰队终于进入阿瓦恰湾,兵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城下,双方用炮火进行了短暂的交锋。次日(30日),英法的攻击正式开始,进行炮击,普拉斯一直在旗舰上观战,11点与军官们共进午餐,而后回到自己的舱房,在航海日记上写了几行。

  随后,一件十分怪异的事发生了:中午12点15分,普拉斯在自己舱房内开枪自杀,军医多方抢救无效,普拉斯在下午4点50分去世,成为克里米亚战争远东战场的第一个死者。

  普拉斯的死亡,至今仍是个迷。有猜测说他在佩挂手枪时,走火受伤;也有猜测说他的精神有问题,因延误了战机而突然走了绝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对英法联军的士气影响极大。在随后的8月31日及9月4日,英法联军进行了两次仓促的登陆作战,伤亡率极高,尤其9月4日的登陆作战,700人中居然有209人战死,其余大多数受伤,俄罗斯方面则只有35人战死。这一失败,逼迫英法联军解除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之围,法国舰队驶往旧金山,英国舰队则驶往温哥华。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保卫战的胜利,令俄罗斯全国欣喜,但穆拉维约夫却很清醒,他开始立即着手进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以及其他据点的撤离。历史再次证明了穆拉维约夫的明智:当他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清空之后,英法舰队就开始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进犯。

  1855年4月17日,俄国人扶老携幼乘坐军舰及包租的美国商船撤离,5月31日,英法联军再度到来,却发现了一座空城。耗费巨大战争资源而一无所获,这令英国国内舆论沸腾,要求严惩军队的失误。

  英法联军继续在远东寻找俄罗斯舰队,5月20日,2艘英国军舰在萨哈林的De Castries 海湾发现了4艘俄国战舰。浓雾中,英国人并不知道,这正是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撤离的俄国军民。原来,俄国人撤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之后,试图从鞑靼海峡北上,进入黑龙江口,但是,因为海峡的北口依然冰封,无法航行,只好在萨哈林的众多港湾中选择了一处躲藏。俄国人到此,仅仅一周。因为带着大量的平民,俄国军舰的战斗力更为削弱,如Aurora号上因为堆积了太多的货物,只有16门炮可以使用。此时,如果英法联军发起强攻,俄国人必将全军覆没,远东的历史或将重写。

  俄罗斯的运气再度降临:在双方第一轮试探性交火之后,英军又产生了误判,认为对手的火力十分强大。2艘英国军舰因此分兵,Bittern号回去搬援兵,而Hornet号则继续监视俄国人。英国人认为,只要牢牢守在De Castries Bay的南口,就能困住俄国人,等待援兵到来后一举全歼。在随后的5天中,大雾继续弥漫,俄罗斯人如得天助。5天后,英军援军到来,在27日早上浩浩荡荡驶入海湾,却惊诧地发现,俄国人又消失了,并且,烤炉上的面包还是热的——仅仅数小时前,俄国人得到鞑靼海峡北口的坚冰已经开始融化的消息,立即冒险撤离,顺利地逃入了黑龙江。

  拯救俄国人的最关键因素,其实是一个绝大的地理机密:萨哈林是一座岛,而非一个半岛。在萨哈林与大陆之间,有一条狭窄的水道“鞑靼海峡”,而英国人却一直称其为“鞑靼海湾”,从不知道这里居然是贯通的。俄国人在1849年就发现了这个,并成功地保守了秘密。英国人要到战后再度进行地理勘察时,才发现这一秘密。

  俄国人的两度突然消失,令英法联军在远东地区失去了目标,一无所获,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都难以找到与俄军一战的机会。俄罗斯在远东的有生力量,因此得以保全。美国学者JOHN J。 STEPHAN认为,克里米亚战争的远东战场证明,俄罗斯在中国的黑龙江地区、滨海地区的提前布局,的确收获不小,自此英国开始担心俄国侵入满洲及朝鲜的危害。

  克里米亚战争远东战场。途中两个暗影区域,分别是俄军成功逃脱英法联军围剿的地方。

  俄罗斯向东突围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土耳其、英国、法国一方获得胜利,俄罗斯失败,失去了在黑海地区南下的通道。

  俄罗斯的声望和国际地位,因克里米亚战争而急剧下降,受此刺激,俄国开始痛定思痛,从一个保守主义的“欧洲宪兵”,迅速变身为积极寻求变化甚至咄咄逼人的国家。恩格斯指出,克里米亚战争之“标志着俄国历史的大转折的开始”,“在把俄国的羸弱暴露在全欧洲面前的彻底失败之后,因自己帝国的可怜状态而陷于绝望的尼古拉皇帝,除了服毒自尽,别无出路。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二世,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改变他的国家的异常糟糕的处境”。(1892年4月1日,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的谈话,《马恩全集》第22卷)

  这种改变,就是向东扩张。战争结束前夕出任外交大臣的哥尔查科夫深切指出:俄国应当在欧洲暂取守势,而将精力投放到东方的亚洲。

  其实,克里米亚战争前,俄罗斯就一直没有停止东扩。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俄罗斯并未放弃东进的野心,但是,面对当时国力雄厚的中国,俄罗斯有其心、无其力。鸦片战争之后,俄罗斯开始趁机大举入侵。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罗斯不仅没有收敛东进的力度,反而加大,其主要原因就是要抓住太平天国动乱造成的良机。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为首,俄罗斯在中国境内进行了一系列的入侵。克里米亚战后,向东走、侵占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拓宽东进入海通道,就是俄罗斯最为急迫的战略目标。美国学者巴巴拉·杰拉维奇认为:

  “俄国政府在遇到艰巨的障碍时,很少设法继续干下去;而是调转头来集中力量于填补权力的真空。每当碰到强烈的反对时,俄国政府不是采取达成协议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有三个地区——远东、中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是俄国人可以施加影响的。所以,当他们不能进入其中一个地区时,他们可以改变方向,转到另一个地区去。”(《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罗斯除了加紧向中国东北扩张之外,还积极谋求进入日本,因此与美国展开了一场竞赛:看谁首先打开日本的大门。最终美国赢得了这场竞赛,而美俄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甚至还深化了源自美国独立战争的深厚友谊。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交战各方都对美国的中立相当尊重,美国人因此而给予被封锁的俄罗斯以极大的实际支援。俄罗斯则对美国人在太平洋上的扩张予以承认与支持,并协助美国人进入了黑龙江流域。在随后的美国内战中,俄罗斯继续支持美国联邦政府。

  主导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是国务卿西华德。他所倡导的“太平洋商业帝国”计划,成为此后100多年美国亚太外交的基石。西华德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提出,美国的竞争对手不在别处,而“在东方那些大陆和海洋上”。“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广大土地”,正是“这个世界更伟大未来的主要舞台”。西华德坚信,“政治霸权随着商业优势而来”,“太平洋上的贸易和商业就是世界的贸易和商业”,因此,美国只有占领亚洲市场,才能“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国家都更加伟大”,而“战舰决不是能被派往国外的最成功的使节”,美国应当通过商业扩张来进军太平洋和远东地区。

  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之下,西华德实行了一连串基于实用主义的举措,而丝毫不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早在1853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打开日本大门的时候,西华德就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他在回答参议院的质询时,慷慨激昂地提出:“应该质询的,不是为什么要派遣远征军,而是为什么迟至现在才开始派遣远征军。”

  西华德为他心目中的“美利坚帝国”贡献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1867年,成功地以720万美元(相当于2005年的950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收购了15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相当于每英亩2美分。阿拉斯加并入美国版图,使美国在太平洋获得和英国在大西洋一样完整的商业和海上霸权。西华德自己认为这是“向亚洲伸出了一只友谊之手”,美国与中日两国成了相距咫尺的邻居。

  在同一时期,西华德还主导美国获得了中途岛,从丹麦手里买下了西印度群岛,并积极进军夏威夷,矛头直指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最终通过美西战争获得对菲律宾的控制),而在家门口则从哥伦比亚手中获得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权利,将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捷径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这一连串开创了美利坚帝国万世基业的行动中,美国都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对于美俄关系,西华德在1861年致信美国驻俄公使时指出:“美国和俄国将一直以好朋友相处, 直到两国沿着相反的方向绕地球环行半圈后,在某一地区聚首为止。这个聚首的地区便是文明最先出现的地方(指中国)。这一古老文明在经过长期的考验后, 现在变得萎靡不振和束手无策”。近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应验了西华德的预言。

  英吉利扶持大清国

  作为世界第一霸权的英国,虽然赢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成功地堵住了俄国人在近东南下的通道,但随着欧洲建立了新的均势,英国人开始不再热心参与欧洲事务,而是更多地投身于殖民地的拓展。

  与俄罗斯被迫东扩不同,赢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英法联军,在东方再度联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了中国首都北京,逼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不过,令英法郁闷的是,其手下败将俄罗斯,此时却不费一枪一弹,与中国签订了《瑗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一口气割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收获了远超过英法的红利。恩格斯感慨:“(俄罗斯)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穆拉维约夫因此成为俄罗斯的民族英雄,受封为“阿穆尔斯基伯爵”(黑龙江伯爵),迄今他的肖像还印在俄罗斯的纸币上,供后人瞻仰。

  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与奥地利的传统同盟关系解体,约束欧洲的保守力量瓦解,这推动了德国统一、意大利统一。而在俄罗斯越来越积极地向东扩张之中,刚刚统一的德国,为了避免和法、俄两国陷入两线作战,也积极鼓励沙俄向东扩张。而对于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英国来说,要继续有效遏制俄罗斯,其焦点就在东方:扶持中国成为反俄战略盟友,乃是当务之急。

  1862年,英国政府计划向仍处于太平天国内战中的中国政府,提供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及海军官兵,史称“阿思本舰队”(Osborne Fleet)。为此,英国议会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辩论。次年(1863年)7月6日,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向议会发表了长篇演说,为阿思本舰队辩护,正式确定扶持中国政府的对华战略。

  巴麦尊是著名的鹰派,不仅是两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也是克里米亚战争的主导者之一。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爱尔兰贵族,在1830~1841年和1849~1852年间两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1855~1858年及1859~1865年间又两次组阁出任英国首相。

  他在演说中一反常态,提出要大力扶持清政府对抗太平天国。他说,英中之间的贸易在不断发展,英国应当帮助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中国正在不断地“改革开放”之中,更多地将自己融入到国际体系中,而且对国际贸易更为接受和容忍,如果这时英国还不支持中国的改革,那无异于自杀。

  他提出,俄国和法国对中国觊觎已久,英国应该大力帮助中国整顿财经体系、建立强大的陆海军,以抵御可能的侵略。只有英国力量的存在,才能令俄法不敢轻举妄动。他坦率地说,维持中国稳定、推进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是英国最大的利益,英国应当加强对华“忠诚的、坦率的、友好的政策”。

  《泰晤士报》报道说,巴麦尊的演说在议员们的欢呼声中结束。阿思本舰队虽然最后流产,但中英之间的蜜月情调并未受到大的影响:英国的陆军军官们继续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与清军并肩作战;英国的绅士们在赫德率领下,迅速在中国的海外系统牢牢地掌握了主控权,并依托这种财政力量,在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中,为英国利益保驾护航,中英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俨然成为同志加兄弟的典范,而中国的第一轮改革(洋务运动)被很多西方人看成是“英国化”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国成功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将中国发展成自己的盟友,其自身却在克里米亚战后推行了足足20年的“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的对俄政策,放松对俄罗斯的盯防。

  这一韬光养晦的核心,在于对掉头向东的俄罗斯减少干预,而致力于巩固英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与印度接壤的周边小国。提出这一政策,其根源在于英国依靠武力捍卫帝国的成本越来越高,试图进行新的尝试。

  这一政策推行20年,英国确实得以巩固了在印度的统治,但是,其代价相当高昂:在英国的“无为”之下,俄罗斯终于完成了对中亚三国浩罕、布哈拉、希瓦的征服,占据了高达390万平方公里的中亚腹地,对英属印度的北疆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同时,也在中国新疆和东北前后侵占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东北亚大国博弈的重要参与者。毫无疑问,这些对英国全球战略构成了严峻的威胁。

  1874年,英国保守党政府上台,立即废除了韬光养晦的“精明无为”政策,而代之以更具进取型的“向前推进”(Forward Policy)政策——即凭借武力,对俄罗斯在中亚和远东的扩张进行全面遏制。自此,英俄之间的“大角逐”(Great Game)走向高潮,而地处中亚的中国新疆、地处远东的中国东北及朝鲜,也因此成为全球博弈的焦点,东北亚局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挑战也空前严峻。

  1814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可以看成欧洲历史的分水岭。自此,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足足百年。1853年爆发的第9次俄土战争暨克里米亚战争,正好是这个百年间隔的中间点。这场战争,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政治影响,都对整个19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

  主动发起战争的“西亚病夫”土耳其,成功地“以夷制夷”,将国运延续了大半个世纪,这场战争实际上也成了土耳其搭台、列强唱戏的国际博弈。战争的余波所及,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尤其是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与东亚……

  作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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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冷夜寒星,甘凉人士,客居豫章,攻读中国史硕士。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六百多年前的河西走廊边地,急促的驼铃和奔腾的战马掩映着北去的蒙古部族,年轻的明帝国以摧枯拉朽之势征服了这里的故元势力,一举拿下了肃(甘肃酒泉)、瓜(甘肃瓜州)、沙(甘肃敦煌)三州。而一座旷世闻名的边城,便在这肃州城外的嘉峪山西麓开始初建。嘉峪关,一座兴起于古代丝路贸易尾声中的边城,它目睹了六百年来中国西北的繁荣与衰退,统一与动乱,开放与封闭。边关贸易的丰腴财富,战争前线的残酷杀戮,衰败岁月的寂寞苦楚,都在的它的年轮里被一一镌刻。

  烟笼嘉峪碧岧峣,影拂昆仑万里遥

  自汉代张骞“凿通”西域以来,东起长安,西至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便逐渐兴盛起来。河西走廊地区的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作为丝路重镇,在汉唐时期凭借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一度繁荣。

  但是唐朝灭亡至元朝建立的三百多年里,中华大地没能形成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传统中国农业社会通过路上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纺织品、茶叶和瓷器等商品贸易因南北政权分立的内部形势而受阻减少。而当时的欧亚大陆上,伊斯兰教的传播使西亚、中亚和南亚广大地区在文化和宗教上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文明的排他性和阿拉伯文明的崛起开始取代中国古代的商业地位,拦截了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

  13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繁忙的泉州港与西北敦煌相对落寞的边贸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西北边疆各民族竞逐又加速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衰败,敦煌莫高窟的修建终因丝路财富的萎缩而终结于元末的历史风尘当中。面对气数未尽的蒙古铁骑和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新疆,望着阻隔重重的昔日丝路,明朝建国的开疆步伐也不得不止步于河西走廊的西端,而收缩的西部边疆成就了嘉峪关的诞生和兴起。

  在嘉峪关兴建以前的汉唐时期,内地进入西域的重要边关是敦煌城外阳关和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和“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些耳熟能详的写照,反映的正是当时人们的对萧索边关的悲观认识。元代以来,由于蒙古四大汗国间早期紧密的亲缘关系,原来汉族中原王朝防御北方少数民族所设的边关逐渐荒废。

  明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朱元璋派兵远征朔漠。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其中明朝开国名将冯胜为征西将军,统率西路。冯胜出金兰,在西凉(甘肃武威)、扫林山(甘肃山丹)等地连败元军,最终驻扎在河西走廊和元军守将悉数投降。

  征服整个河西走廊后,冯胜由瓜、沙回肃州,相度地形,认为古阳关和玉门关所处的地势相对开阔,过去的夯土长城防御体系在一定上程度上尚能阻挡匈奴等少数民族,但是面对如今战术更加先进、骑兵更加精良的蒙古大军,这样的防御工事的抵御便有些捉襟见肘了。而肃州西70里(实为26公里)的嘉峪地区是千里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合最狭窄之处,这里地势险要,南面是嘉峪山,北面是黑山,两山对峙,中有平地,南北相距最宽处30里,最窄处16里,势如酒泉盆地之瓶口,此处布防的优势十分明显。冯胜决定在嘉峪山麓西北之余脉、九眼泉岗源上建关筑城,扼控咽喉。当年七月开始筹备兴建,于次年筑成一座周长220丈、高2丈余、宽厚丈余的有关无楼的土城。

  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初修嘉峪关时,建置还很简单,有关无楼,也没有与长城的边墙相联结。此时的明朝尚在嘉峪关外置有哈密、沙州等关西七卫。但是随着土鲁番的兴起和扩展,弘治五年(1493年),关西七卫相继被土鲁番所破,包括丝路重镇敦煌在内的广大地区被明廷所弃。嘉峪关成为明朝在西北边疆的边关前线,明廷开始增建嘉峪关。在城堡西门外建筑坚固的重关和关楼上层,将旧城墙加高为三丈五尺,增修外围罗城,添筑了堑壕等防御工事。正德元年(1506年),王振住持修建了嘉峪关东西二楼,并添筑角墩6座、敌台2座,同时在城内有修建了官厅、夷厂、仓库等建筑。

  《肃州新志》记载当时的人们称赞这座关城“望之四达,足壮伟观,百外了然在目”。嘉峪关作为西北边贸的关卡得以兴起。正德十一年(1516年)土鲁番屡屡犯边,明廷不得不关闭嘉峪关以预敌。这期间,明廷还先后修建了肃州北长城和西长城,南连讨赖河,北连黑山,为嘉峪关形成了左右两翼的军事防御屏障。至此以嘉峪关为中心的长城西端建筑防御体系封闭了整个河西走廊西部。

  现今的嘉峪关关城由外城、内城、瓮城和城壕组成、外城设有闸门,内城设有东西二门,东为光华门,西为柔远门。东西两门内北侧设有宽阔的斜坡马道可直达城顶。城头楼阁林立,气势壮观。柔远、光华二门顶各筑阁楼一座,均为木制三层三间式结构。内城四角建有角楼,南北城墙建有敌楼。瓮城门上也建有阁楼。城内还尚存有游击将军府、文昌阁、关帝庙牌楼、戏台等建筑。

  清中期以后,随着清廷对蒙古准噶尔部诸汗叛乱和回部大小和卓叛乱的平息,丝路之路的东西贸易有所恢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对流通货物的税收,嘉峪关逐渐成为清廷控制东路贸易的主要关卡。新疆准噶尔等部的皮毛等贸易都集中在毗邻嘉峪关的肃州进行,嘉峪关也因此成为仕宦商旅出如入关的必宿之地。林则徐因禁烟获罪,被贬新疆,路经嘉峪关时,望着长风隔壁上关山相连的壮观景象,就曾作诗称赞:“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和西北过去历史上的其他边关一样,嘉峪关的繁荣得益于商路的通畅,而嘉峪关的衰落也同样归咎于战争铁骑的威慑。强盛时期的清朝,骁勇的清军几出嘉峪关,先后平息了蒙古准噶尔部和回部大大小小的叛乱。而近代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和当时肃清陕甘回民动乱的压力下,面对新疆动乱的形势,清廷在“海防派”一度占据上风的情况下只得一度任由其发展,而嘉峪关则只能紧锁大门御敌侵入。

  清同治年间,先是新疆回部发动叛乱,后又遭受中亚阿古柏入侵,整个新疆地区安宁稳定的局面被打破,战乱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极大破坏,不仅商路不再畅通,新疆各族人民与河西地区贸易的物质条件也大打折扣,肃州和嘉峪关的边贸严重萎缩。后来,为了防止阿古柏的侵入,嘉峪关最终闭关。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最终采纳左宗棠等“塞防派”的意见,决定收复新疆失地。二年(1876年),左宗棠进驻肃州,以此为大本营,出嘉峪关,在两年的时间内歼灭了阿古柏的侵略势力,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广大地区。而如今嘉峪关关城闸门附近的大古柳正是当年左宗棠所率部队一路行军时所植的道柳之一。这些“左公柳”如今仍顽强的生长在甘肃、新疆的一些地区。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嘉峪关于光绪中期以后恢复开关,尽管商业贸易有所恢复,但是面对战争摧残后的西部边疆和外国商品的倾销,这里的边贸状况也是江河日下。光绪七年(1881年),根据中俄签订的《伊犁条约》之附件《中俄续议陆路通商章程》中“亦准在肃州及吐鲁番两城设立领事”的规定,俄商和俄货贸易进而由嘉峪关进入河西走廊。但是整个河西地区的商业在落后而脆弱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面对外国商品的倾销,却陷入了停滞和衰败的泥潭当中。

  1890年,俄国人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在其《中国西部旅行记》就称“(肃州)城内没有气派的建筑”,“商人们对商业停滞局面的抱怨由来已久……这是中国西部的一种普遍现象”。1910年,英国莫理循开始了他为期半年的中国西部考察,在肃州逗留期间,他用相机记录了嘉峪关这个内陆边关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残破影像。

  在新疆设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的情况下,面对开放的国际形势,嘉峪关的关隘职能被新疆近代以来兴起诸多口岸所取代。

  抗日战争前的民国年间,尽管甘肃的对苏联的国际贸易空前繁荣,但是嘉峪关这个不在当时边境口岸的古代边关早失去了它的功能和价值,只得作为历史遗迹而矗立在时间的一隅,回望着曾经的峥嵘岁月。

  今天的嘉峪关关城,在“钢城”嘉峪关市面临资源型工业城市发展的困窘下,为它撑起了文化旅游为主导的服务业新天地。丝路的清脆驼铃,关城的巍峨门楼,蜿蜒的悬臂长城,但愿不会被时代定格。

  参考文献:

  1.武沐:《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宋仲福、邓慧君:《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3.贺茹:《丝绸之路衰落因素新探》,《兰台世界》,2013年3月上旬。

  4.皮坚:《丝绸之路对外贸易走向衰落研究》,湖南大学2010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5.马国邦:《嘉峪关关城游击将军府修建年代考证》,《丝绸之路》,2010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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