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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旅游局紧急约谈万豪负责人:严处相关责任人
作者:DQ 点击:170 时间:2018-01-12 01:37:24

  近日,万豪酒店集团在发给其中国会员的活动邮件中,把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都列为了“国家”。

  上海市旅游局对该事件高度关注,1月11日晚紧急约谈万豪国际集团上海公司相关负责人,严正强调所有在华酒店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人民感情。严肃责成万豪酒店管理层立即查明事实,说明情况,并向公众真诚道歉;立即落实整改,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万豪相关负责人表示已深刻认识问题严重性,将认真配合相关调查,落实整改要求,回应社会关切。

原标题:上海市旅游局紧急约谈万豪上海负责人: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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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作者:罗新,新经典文化策划,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编者按:北大教授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不畏烈日、暴雨、尘土飞扬、山路艰辛,穿行于田垄与山谷间,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

  “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自己。”

  作者的叙述平静从容,充满古典气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美的享受,读来欲罢不能。在作者的讲述中,历史与现实交错,呈现出迷人的色彩。

  我准备这次徒步时,有朋友问,人家元朝君臣不是坐车就是骑马,哪有你这么靠两只脚的?的确,除了最低等级的奴使人员,那时往返两都者绝大多数是乘车骑马的。古人步行,不赶路的话,一天也就二十来公里。《汉书·贾捐之传》记当时“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唐代的制度是骑马每天七十里,步行或骑驴则是五十里,坐车只有三十里。也就是说,因公出差者步行一日五十里(合今二十三公里),很可能这是机械动力出现以前人类社会的常态。可是我们去上都计划要用的时间,比元代两都巡幸的日程要短得多,因此必须走快一些,平均每天得走三十公里左右。我也考虑过路上雇头驴什么的,免得背包太沉。行李是远程徒步者的主要负担之一。有本书上说,在山间跋涉一周之后,每一片飘落在背包上的树叶都让双肩感到压迫。我向一个来自延庆的出租车司机咨询雇驴马的可能性,他说,现在的牲口哪能走那么远啊。汽车时代,牲口少了,也没谁赶着牲口走远路了。

  元帝出行的阵仗之大,现代人是难以想象的。前后合计在十万人以上,牛羊马驴骡骆驼,真是一种超大规模的游牧转场。首先食物供给的规模就骇人听闻,而食物中首先是马奶,沿途预先准备好可以取奶的马匹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元史》上说:“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远于群。”马奶对于蒙古人的重要性,堪比麦粟之于华北农人。装载马奶的大车叫“酝都”,用马奶祭祀历代过世皇帝也有个专名叫“金陵挤马”。(把皇帝陵墓称作金陵,熟悉北魏史的也许会有一丝诧异?)胡助描述皇帝出发之前粮草(牲畜)先行的诗句说:“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他还提到“毡房贮窈窕,玉食罗膻荤”,是指宫中的女性服务人员和食物,而他特别强调“膻荤”,反映了江南文士对草原美食的隔膜。

  至于宿卫军人之多,仪仗之盛,更是人山人海,“万骑若屯云”都不足以形容。据《元史·舆服志》,元代皇帝(蒙古大汗)的主旗是黑色的,竖在白色旗杆上,大旗前后则是马鼓。出行时,皇帝仪仗打头的就是这面黑色大旗,这面大旗叫“皂纛”。原书在 “纛”字下有小注云:“国语读如秃。”意思是蒙古语称纛为“秃”,蒙古语表“旗帜”的正是tug一词(我猜“皂纛”这个词在蒙古语里就是kara tug)。围在皂纛前后的马鼓也很特别,是架在马背上的皮鼓,马夫牵引而行。而这些马的装饰也相当特别,马的辔、勒和胸前都缀饰着红色缨带,缨带上穿着闪亮叮当的铜铃。马头、马身有鎏金的铜杏叶、长长的野雉羽毛等各类装饰。马背上安放一个四足木架,木架上就是皮鼓。除了马鼓,还有驼鼓、骡鼓。驼鼓架在双峰驼上,有时候“前峰树皂纛,或施采旗,后峰树小旗”,两峰之间架一面小鼓,骑者即是鼓手。“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

  元代皇帝的座驾迥异古今,乃是东南亚所产的大象,史料中或称象辇,或称象驭,或称象轿,或称象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交趾(今越南北部)和真腊(今柬埔寨)被蒙古人征服后,每年进贡的重要贡品中就有大象及驯象师。据《元史·舆服志》,这些大象“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即今什刹海至积水潭一带,也就是《析津志》所说的“在海子桥金水河北一带”。为什么要养在这里呢?很可能是因为这里有温泉,气温略高,大象可借以过冬,所以《析津志》说“今养在匠城北处,有暖泉”。

  《元史》说这些大象的功能就是为皇帝提供骑乘:“行幸则蕃官导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里提到忽必烈乘坐由四头大象所负载的象辇:

  大汗既至阜上,坐大木楼,四象承之,楼上树立旗帜,其高各处皆见。(《马可·波罗行纪》第七十八章《大汗讨伐叛王乃颜之战》)

  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马可·波罗行纪》第九十二章《大汗之行猎》

  张昱《辇下曲》有“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之句,拉施特《史集》亦记忽必烈汗坐在象背上的轿子里,幄殿和轿子,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木楼。所谓木楼,就是大象所背负的皇帝座椅。其实这个座椅是一具装饰极为华丽的大轿子,《元史》称为“莲花座”,其华丽程度远不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内布金锦、外覆狮皮而已。据《元史·舆服志》,这具“五采装明金木莲花座”,装饰得美轮美奂:“绯绣攀鞍絛,紫绣襜襦红锦屜,鍮石莲花跋尘,锦缘毡盘,红牦牛尾缨拂,并胸攀鞦,攀上各带红牦牛尾缨拂,鍮石胡桃钹子,杏叶铰具,绯皮辔头铰具”。莲花座上还有一个鎏金银香炉。

  驯象力大步阔,乘坐大象也许远较车马平稳,即便道路狭窄,也可以解开连索,不必四象并用,用两头象或单用一象也不错。而且大象看起来步履迟缓,其实步幅很大,一步抵得上骡马两三步,走起来一点也不慢。所以《析津志》说:“其行似缓,实步阔而疾,蹿马乃能追之。”但驯象是驯服的象,并不是驯化的象,受惊的大象往往会制造险情,踩踏伤人还在其次,象背上的皇帝也难得安全。忽必烈时期,发生过大象被迎驾者表演的狮子舞惊吓,失控奔逸,幸亏有人堵住大象去路,又有人砍断象背上拴座椅的绳子,把忽必烈从象背上及时救下来,才没有出大事。史籍上有关元代驯象伤人的记载并不少,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过程也称得上艰辛万状。至元年间一头大象从云南北送,途中惊怒,踩死了一个被称作“老殷”的老军人。

  元以前也有把大象养作宠物的皇帝。《明皇杂录》记唐玄宗除了养有著名的舞马以外,还养了犀牛和大象,而且这些犀牛和大象跟舞马一样,“或拜舞,动中音律”,也学会了按照音乐节奏起舞跪拜。卢纶有“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的诗句。《安禄山事迹》里还有一个故事,说这些巨型宠物落入安禄山之手后,他在某个宴席上试图让大象朝他行跪拜之礼,没想到大象“瞪目忿怒,略无舞者”,一动也不动,激怒了安禄山,把大象推进深坑,先烧后杀,尽数屠戮,“旧人乐工见之,无不掩泣”。

  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不仅骑乘大象,而且也养了一头能够跪拜起舞的宠物大象。元顺帝北逃后,徐达把这头驯象运往南京献给朱元璋。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云:“一日,上设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杀之。”朱元璋杀了这头不向自己低头臣服的大象之后,又觉得它是头义象,比降明的元臣危素有气节,就让人做了两块木牌,分别写“危不如象”“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双肩。而且,明代歌颂这头义象的诗文还不少,郞瑛《七修类稿》载明初《义象行》一诗,就写得极为生动,一唱三叹,赋予这个传说以巨大的道德意义。

  明人叶子奇《草木子》记了一条谚语“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因为没见过。可是元代北方人见过皇帝象辇的并不少,即使没能亲眼见到,也大致听说过那无比威风的派头。统治者的荣耀和不可侵犯,需要崇高的建筑、庄严而独享的色彩和远方稀罕的巨兽来映衬,也需要比蝼蚁还多的臣仆来见证。或许,这正是象辇在元朝一直使用的原因。正如杨允孚的诗句:“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柯九思有一首《宫词》,准确传达了这一时代精神:

  黄金幄殿载前驱,象背驼峰尽宝珠。

  三十六宫齐上马,太平清暑幸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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