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内容为网易自动采集,不代表本站观点。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请联系

QQ:1414798468

手机:18702035232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书摘|女性主义的先驱:爱琳娜·马克思与英国妇女运动
作者:DQ 点击:118 时间:2018-04-09 10:40:35

  本文节选自《她这样的一生:爱琳娜·马克思传》,作者:[英]瑞秋·霍姆斯,译者:陈慧平、刘曙辉,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戏剧兴趣与政治责任在爱琳娜的生活中并行不悖,爱琳娜除了关注戏剧,还把精力投入到政治事业中。3月份,巴黎公社纪念大会在玛格里特召开,与以往相比,这次大会吸引了更多的观众。社会主义联盟与社会民主联盟摒弃前嫌,使这次纪念会成为一个集体事件。爱琳娜与社会民主联盟的汤姆·曼、弗兰克·科兹、彼得·克鲁泡特金一起发表了演讲,彼得·克鲁泡特金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当年从巴黎获释后居住在伦敦。海因德曼、莫里斯、约翰·伯恩斯、考茨基和夏洛特·威尔逊也在纪念会上发了言,大家一致认为爱琳娜的演讲是当晚最好的,而且这次演进也是她迄今为止的政治生涯中最好的一次。她的对手也对她的演讲赞不绝口,包括海因德曼,把爱琳娜的演讲称之为“我所听到过的最好的演讲”:

  当爱琳娜谈到那些一代又一代甘于奉献和牺牲的人们时,这个女人的身上充满了与这些人一脉相承的正能量,话语充满了感人的力量。在从物质和精神方面提升人类生存境界的伟大进程中,那些无私奉献人们的生命也获得了不朽。

  爱琳娜演讲的重点是谈论妇女的角色,妇女也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人类的精英。虽然海因德曼是爱琳娜的政治对手,但他的妻子玛蒂尔德·海因德曼却一直是爱琳娜无声的政治同盟。如果她听到爱琳娜在演讲中把妇女在巴黎公社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角色作为主题,她一定会暗自为之欢呼。妇女在巴黎公社中的领导权成为纪念会演讲的话题,这还是头一次。

  爱琳娜给巴黎公社女社员和工会女会员们树立了自信的榜样,像爱琳娜这样的例子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人们开始认识到,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运动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妇女解放不仅是社会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一种需要,相反,它是取得重大社会变革的前提。爱琳娜是纪念会当晚唯一一个讲到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人,但从听众的反响看,她也是最被认可的演讲者。当晚的听众来自社会各阶层,他们并没有觉得爱琳娜的演讲是在说教,并没有认为爱琳娜用肯定的、自信的、有说服力的话语强调女性主义革命是刺耳的、聒噪的、咄咄逼人的。从这个角度看,爱琳娜的演讲相当成功。

  爱琳娜的这篇演讲稿以她和艾威林于1885年合写的《妇女问题:从社会主义视角看》为蓝本。这篇文章以联合署名的形式发表于1886年一季度的《威斯敏斯特书评》上。在她的政治生涯中,爱琳娜始终强调,为有效地解决妇女在社会中的问题,妇女同男人一样参加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爱琳娜与艾威林的合作不仅在写作形式上,在思想内涵上也呈现出《妇女问题》的核心。《妇女问题》是两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共同完成的重要论文中的第一篇,虽然在这十年中,两人的分工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经常有变化,但艾威林始终承认爱琳娜分担的工作更多。

  爱琳娜与艾威林都认为,在损害男女关系的要素中,有两个是最为突出的。一是把男女当作不同的生命体来对待,二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说到这里,我们应该稍作停留,仔细思考一下这句话的意味。《妇女问题》的发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爱琳娜的新视角,透过这一视角,人们能更好地了解她为什么要坚持维护与艾威林的关系。在关于女人和如何与男人解决矛盾、搞好关系上,爱琳娜与艾威林所共享的观点清晰无误地呈现在这篇文章中:

  首先要陈述的是一个与所有女人相关的观点:女人的生命历程与男人是不同的。他们的生活没有交集,从许多方面看甚至互不相干,而人类的生活也因此而受到阻碍。

  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个解答是:必须重视妇女问题,因为妇女受压迫对男人来说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妇女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两性中的一方是不完整的,那么双方都会受到损害。“作为一种规律,如果他们不能真诚地、彻底地、自由地、以心换心地与对方相处,那么他们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整的。”终身未娶的康德或许提供了另一种解答,但是爱琳娜与艾威林并不试图在唯物主义(客观现实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寻找和解之路。他们从更有实践意义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性、欲望、婚姻、谋生、财产权、抚养孩子,以及资本主义消费的影响。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他们也认为,现实社会中的男女关系是不合理的。他们身处于现实生活中,对两性在财产、经济上的困境,以及性上的不忠诚并不陌生。在他们合作的著作中,他们试着处理和解决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极为熟悉的棘手问题。他们知道现实中的男女关系,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男女关系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上述事实有助于人们理解爱琳娜为什么会把自己与艾威林捆绑在一起,使自己陷入困境。

  《妇女问题:从社会主义视角看》的写作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奥古斯丁·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倍倍尔的这本德语书完成于1879年,由于当时俾斯麦政府颁布的“反社会主义法”,它成为一本著名的禁书。1885年,《妇女与社会主义》被翻译成英文,爱琳娜与艾威林也由此把社会主义中的妇女问题呈现给英语读者。这是爱琳娜与艾威林的强烈愿望,因此他们才为这篇文章起了这样一个题目:《妇女问题:从社会主义视角看》。然而,这篇文章在20世纪的英语再版却总是被去掉副标题,这样一来,这篇开创性论文的视角和意图也就消失了。这是需要人们注意的地方,爱琳娜与艾威林的文章验证了倍倍尔关于妇女与社会主义的观点:没有妇女的独立和性别的平等,就没有人类的解放。因此,废除性别不平等是工人运动的组成部分。倍倍尔的这种观点回应了两年前恩格斯所写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的这本书是爱琳娜得出自己关于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之见解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列宁把恩格斯的这本书称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奠基性著作之一”,但直到1902年,这本书才被翻译为英文。在恩格斯写作此书的时候,爱琳娜曾与他进行讨论,并阅读了书的草稿。

  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遗著,发现了他的朋友所写的笔记,笔记的内容是讨论家庭的起源与未来,并以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发现为文献基础。受马克思启发,恩格斯很快决定化失去马克思的悲痛为力量,投入到关于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的写作中。恩格斯的研究发展并远远超越了摩尔根和马克思,就像是这本书的标题所表明的,恩格斯的研究建立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和母系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而对家庭的现状与未来的思考,恩格斯则以他周围人的家庭生活为素材:他自己的、伯恩斯姐妹的、伦琴的、帕姆斯的、马克思女儿们的。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恩格斯还把赫伯特·斯宾塞的生产与再生产力并列的理论引入自己关于家庭、性别和经济的思考中,这些非常基础的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认知对爱琳娜有着很深的影响,使她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在爱琳娜看来,恩格斯取得了她父亲没有取得的成就,在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方面,恩格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成就之巨大不亚于伽利略的发现。由于伽利略,人们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像千百年来认为的太阳绕着地球转。当然,像任何一种理论一样,人们对它的反应既有赞同也有怀疑。通过阅读倍倍尔和恩格斯的著作,爱琳娜把对历史和经济的唯物主义、达尔文主义与对女性主义作家的阅读结合起来,主要包括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玛丽·雪莱的作品。爱琳娜对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对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抗争历来是支持的,但她明白这些抗争的政治局限性:为资产阶级妇女赢得投票和教育的权利只是改变男女不平等问题的一部分,它还没有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没有触及影响性别不平等的潜在的结构性问题。不论在经济还是社会层面,妇女在全球都是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妇女成为紧密结合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中的劳动力的补给,从这个角度看,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不仅是兄弟,而且是孪生兄弟。

  与克拉拉·蔡特金一样,爱琳娜认识到,由于处于不同的经济阶层,妇女被区分开了。资产阶级妇女的反抗倾向于条件反射式的,她们要反抗的是男人们,而工人阶层妇女的反抗则不得不是激进的,她们要反抗的是整个社会:

  现在,对男人的真正反抗开始了。现在,受过教育的女人们:女医生、女公务员、女律师们成为男人们的对手,她们再也不想在道德和智力上处于低下地位,她们是反抗她们的玩偶之家的娜拉们,她们想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从经济上和智力上说,她们的要求并不虚妄,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工人阶层妇女们的情况则不同,无产阶级妇女被迫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因为她们的劳动力是廉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是完全被动的,相反,她们也可以成为革命力量。作为工人,无产阶级妇女的处境不同于受困于家庭的中产阶级妇女,“但事实上她也要付出代价!”爱琳娜写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妇女不能像资产阶级妇女那样只是反抗她同一阶层的男人……资产阶级妇女向男人们争取权利只是为了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而对无产阶级妇女来说,她要同无产阶级男人一道去反抗资产阶级。对她来说,建立一个新的屏障是必要的,如此才能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才能保障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无产阶级妇女的目标不是为了争得与男人自由竞争的权利,而是要获得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虽然她也赞同资产阶级

  妇女运动提出的要求,但这是因为这些要求有助于她更好地投入到与同一阶层的男人们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爱琳娜对社会主义组织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留守态度感到不耐烦。她和艾威林写作《妇女问题》的目标就是要表明,女性主义问题是工人阶级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仅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解决性别不平等也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基础,工人运动史上,《妇女问题》是第一篇由妇女活动家所写的论文,也是第一篇由妇女所写的关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妇女问题的宣言。《妇女问题》发表于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的前夜,当时爱琳娜与克拉拉·蔡特金都就妇女和劳工问题发了言。《妇女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运动的经典文献,并从理论和行动上为其提供了行动指南。所有阶层的妇女共同劳动,以及妇女与男人共同劳动的必要性是爱琳娜关于妇女解放思想的两个主导方面,她与艾威林合写的文章正是这一主导思想的体现。他们明确指出,俩人是各自有独立思想的社会主义者,谁也不代表谁。在这篇文章中,爱琳娜和艾威林把父权制社会妇女受压迫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他们像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恩格斯和倍倍尔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而不是由生物和自然属性所导致,生物和自然属性不是妇女受压迫的必然根源。《妇女问题》探讨了19世纪意识形态领域所涉及的性别不平等的方方面面:买卖婚姻、不合法的卖淫、性别隔离、缺乏卫生保健、对妇女生理功能的研究不足、缺乏性教育、对男人与女人行为的不同道德判断标准、社会对妇女贞洁的不自然而虚伪的期待等。他们提出,很多性别不平等现象超越了经济阶层的划分,这种不平等使中产阶级妇女成为家庭中的无产者。因此,他们虽然对有局限的妇女运动,如争取投票权和限制卖淫等十分关注,但同时指出,争取公民的投票权和作为议会代表只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微小方面。妇女们应该联合起来,超越阶级划分?,建立统一的女性主义阵线,共同反抗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规则。

  作者:[英]瑞秋·霍姆斯

【推荐阅读】

  医护人员被称为“白衣战士”,“白大褂”是这个职业的代名词。其实,白大褂穿在医生身上不过百余年,却经历了从自身防护到保护病人的“角色转换”,引发了从“隔绝细菌”到“可能传播疾病”的激烈争议。

  “鸟嘴医生”

  路易斯·巴斯德

  白连夜

  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这是个与医护人员相关联的日子。

  医护人员被称为“白衣战士”,“白大褂”是这个职业的代名词。其实,白大褂穿在医生身上不过百余年,却经历了从自身防护到保护病人的“角色转换”,引发了从“隔绝细菌”到“可能传播疾病”的激烈争议。

  1、医生最早身穿灰黑长袍

  曾经,医生的着装并没有统一要求,但在非常时期,战斗在疫情一线医生还是使用过统一的“标配”。

  中世纪时期,一种烈性传染病——“黑死病”,肆虐欧洲,因为不明传染源,隔离、奔逃都无法有效阻止疫情扩散,使整个欧洲全面陷入恐慌,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来自上天的惩罚或是巫女的魔法。

  为了防止在接触患者过程中感染,出现了最初的生物防护服,造型相当狂野,穿上防护服后的医务人员被称为“鸟嘴医生”或是“瘟疫医生”。关于这套装备的完整描述,1619年一位名叫查尔斯的法国医生首次记载:“面具的鼻子形似一个鸟嘴,有半英尺长,两个鼻孔旁边都各有一个孔,里面装满了香水。鸟嘴里填充了很多种净化空气、保证呼吸的草药。在大衣下面,我们会穿上山羊皮的靴子、与靴子连为一体的皮裤以及一件被塞进裤子里的短袖皮衣。帽子和手套也是用同一种皮做的……我们还会戴上护目镜。”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鸟嘴医生”这一说法是查尔斯的杰作。除此之外,一根长长的木棍也是这套服装的必备品,医生手持长棒,用于挑开患者的衣物查看病情,大大减少了身体的直接接触。

  由于当时的疫情异常凶猛,“鸟嘴医生”的恐怖装扮除了避免医生受感染外,还被赋予了吓走病魔的用意,甚至17世纪还有一首诗将此描述为“一股高尚的力量”。

  实际上,鸟嘴面具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在凶猛的疫情中,还是有大量的病人和医生丧生。也有人将这种装束解释为,与欧洲千百年阴魂不散的黑死病有很大关系,黑色是忧郁与死亡的象征,见到穿黑色长袍的医生也基本宣告生命的终结。

  虽然这种装束实在恐怖,但它也是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历史见证,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它成了蒸汽朋克风的象征,最著名的就是威尼斯狂欢节上的传统特色面具之一,甚至还被用在时尚圈或是拍成电影。

  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的医院里到处都是身穿灰黑长袍的医生,以及身着黑色修女服、脸上还戴着面罩的护士,气氛极其压抑。为什么把医务人员的工作服设计成灰黑色?原因有点儿自欺欺人,当时人认为灰黑色可以隐藏“肮脏的污秽”。因为现代微生物学与消毒的概念尚未建立,人们只是认为工作服是用来防尘的,让它们看起来没那么脏,所以一件衣服穿到坏都不会清洗、消毒,导致了每年有大批患者因院内感染而死,但是当时的医生并不知道病人是因他们衣服上的细菌感染致死的。

  2、“消毒灭菌”理念下出现白大褂

  西医起源于欧洲。19世纪,欧洲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穿得像个绅士,头戴礼帽,身着普通西装外套,只是对外套袖子处的纽扣进行了重新设计,方便他们在不脱外套的情况下撸起袖子做手术,有的医生为了防止患者喷出的血液弄脏自己的衣服,甚至穿上了屠夫的围裙。而且,当时尚没有麻醉术,手术室仿佛屠宰场,到处充斥着哀嚎和血腥,为了减轻患者痛苦,手术医师不得不“快刀斩乱麻”,野蛮中透着无奈。随着麻醉术的逐步完善,各种类型的外科手术才开始蓬勃发展。

  1856年,法国里尔一位心急如焚的酿酒厂厂主找到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请求他帮助寻找原本纯正的葡萄酒一两天之内全部变酸的原因。巴斯德发现,“元凶”就是乳酸杆菌。只要把酒放在五六十摄氏度的环境里保持半小时,便可杀死酒里的乳酸杆菌,这就是著名的“巴斯德杀菌法”,也叫“巴氏灭菌法”。时至今日,很多领域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如牛奶。后来又经过几年研究,巴斯德用鹅颈烧瓶实验证明,细菌只能来自细菌,不可能凭空产生。也正因为这个发现,人们才知道伤口的腐烂和疾病的传染,都是细菌在作怪。

  “细菌致病”这一理念引起英国医生约瑟夫·李斯特的重视,1865年,他参考了巴斯德的成果,提出“缺乏手术消毒”是术后感染的主要原因。于是,他进行了一系列改进,为一位断腿病人实施手术时,不仅选用石炭酸消毒,而且还换上干净洁白的衣服作为手术服,大大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1868年,在李斯特主持下的格拉斯哥医院进行全面改进,如手术器械提前用苯酚浸泡,医生术前要洗手消毒,并且将原来的礼帽、西服改为戴白布瓜皮帽、穿白大褂——这就是现代白大褂的雏形。这些举措施行后,该医院的术后死亡率同比下降了30%左右。

  但遗憾的是,李斯特的这项改革并未在第一时间得到同行的认可。法国医学界一度对这项变革嗤之以鼻,直到德国慕尼黑一家医院试探着采用李斯特的举措,将原来超高的术后死亡率大幅降低后,“消毒灭菌”理念才深入人心。19世纪80年代,法国医生终于更换上白大褂。作为隔菌措施一部分的白大褂陆续在欧美地区普及开来,穿上白大褂的医生可以迅速发现污染源,不再像深色衣服那样易藏污纳垢,这也促进了白大褂的清洗和消毒,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患者的作用,减少医患之间细菌的传播。

  手术发展到今日,已经不再单纯是切割患处,而是一项精密而严肃的科学。为减轻患者的创伤,当今的手术追求微创化,要求术野干净,失血量少。但在20世纪早期,衡量一位外科医生成功与否的标志,竟然是衣服上浸染的血液和液体是否足够多,只有鲜血淋漓的白大褂才意味着进行了一台大手术。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爆发,约瑟夫·李斯特所倡导的预防细菌方法再度引起医疗界的重视。外科医生开始重视防护,他们戴起了纱布口罩,虽然这一措施并不是为了防止患者术中感染,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患者传染。大约在同一时间,手术室工作人员也开始戴上厚厚的橡胶手套,以保护他们的手不被清理房间和设备的溶剂损伤。

  3、手术服为何选用蓝色或绿色

  象征着圣洁、权威的白大褂,作为医生的标志性服装,不过百余年历史,成了这个职业的代名词。曾有一项调查显示,约80%的病人认为,医生在日常穿着外再套上一件白大褂,看起来才像医生。

  如今,包括美国、中国等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医学院以及一些与健康相关的学校,在学生毕业时会举行庄重的白大褂授予仪式,以此象征他们医学事业的开始。

  但实际上,现在医生的“白大褂”并不只有白色一种,不同科室或部门的制服颜色有着很大差异,像儿科或精神科医生,通常选择温馨的颜色,如淡粉色、浅紫色等,利用色彩对心理的影响,消除他们对白大褂的恐惧感。有研究发现,白大褂容易引起一部分患者的焦虑,他们在医院测量血压比在家中的读数要高,这种现象称为“白大褂综合征”。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高血压,是指未经治疗的高血压患者,呈现诊室中所测血压始终增高,而在诊室以外环境测量时日间血压不高,同时动态血压监测正常。除去器质性疾病,研究人员认为,医务人员测压对病人有“加压素效应”,可能与患者产生的应激反应与警觉反应有关。

  不仅如此,现在医生在做手术时也不再是穿白大褂,而是蓝色或绿色的大褂。这是有原因的。医生一直穿着白色的手术制服,直到有一天,一名医生手术时把视线从红色的血液转去看白色制服时,突然出现视线模糊的状况,甚至看到了绿色的脏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叫做后像的视错觉,即长时间看一种颜色,当转移视线看别处时,会看到与刚才那种颜色的互补色,即色环中180度直线连接的两种颜色,比如红对绿、蓝对橙。

  由于手术时外科医生神经紧张,高度集中注意力紧盯着红色的人体器官。如果他们突然看向同事的白衣服或者白色的墙壁,就会看见蓝绿色的“幽灵”,比如在同事的白大褂上看到一条绿色肠子……这些蓝绿色的后像会影响外科医生的视觉和判断,对病人来说十分危险。当人们明白了互补色的原理后,就再也不使用白色的手术衣了。蓝色和绿色是人的内脏以及血液颜色的互补色,所以现在的手术衣和手术室都采用这两种颜色,不仅取消了视觉影响,而且还能放松心情,重新获得对红色的辨认力,毕竟这是一种能让人心情愉悦的原谅色。

  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科服装已经基本达到现代的状态,医生们头戴布帽和口罩,穿短袖V领上衣,配纯棉或者涤纶布的裤子,外面套一件手术服,这套制服最初被认定为“外科绿”是因为它的颜色,后来被称为“刷手衣”,其设计简单,目的是最小程度的减少污染物隐藏几率。如今,任何由短袖衬衫和裤子组成的医用制服都被称为“刷手衣”。由于刷手服材质舒适,很多医生也会当做日常的工作服,穿在白大褂里面。英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病人都喜欢医生穿白大褂,但大多数医生更喜欢其他衣服,如刷手衣。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急诊科医护人员值班时都会穿这种衣服,爆红美剧《实习医生格蕾》里面,放眼望去都是穿着刷手衣忙碌的医护人员。

  白色是医院的代表色,但并非所有的医疗工作者都能穿白大褂,这在中国似乎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在美国白大褂只有在该医院注册的医生才可以穿着,访问交流、进修学习的医生都没有资格穿,这其实也是对医生的尊重和对患者的保护。

  随着审美的进步,以前超级肥大的白大褂逐渐被抛弃,大部分医院提供的都是裁剪合适、有质感的白大褂,还有的在口袋部位绣上医生的科室、名字等,更加便于医患沟通。

  4、白大褂“退役”争议

  至今未停

  医学技术发展至今天,白大褂已经不再是决定手术成败的关键因素。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曾因有效隔绝细菌而功勋卓著的白大褂,在一百多年后又遭到“可能有助于疾病传播”的质疑。因此,连医生是否应该继续穿白大褂,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争议。

  反对方指出,白大褂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保护医生,将病原体进行基础的隔离,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细菌、病毒吸附在白大褂上,再接触其他患者时,有可能将白大褂上的病原体传递给患者,造成院内感染。而拥护者则认为,白大褂这种传统穿着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能让患者对医生产生信任感,改善医患关系。

  其实,为了防止“超级细菌”(MRSA,即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蔓延,早在2008年,英国医生就已经告别了白大褂,改换成蓝色短袖装。英国卫生部门称,调查发现,白大褂的袖口极易成为传染病菌的滋生地,一些男医生的领带很少清洗,却天天佩戴,大量病菌在领带上繁殖,极易造成交叉感染。为此,英国卫生部门出台了《医生工作着装规范》,禁止医生在工作场合佩戴领带及腕表、穿着长袖上衣包括白大褂,而是改穿蓝色短袖衫,材质独特,能快速变干并有效抗菌。

  美国医学会也曾在2009年试图彻底禁止白大褂,但遭到了医生们的坚决反对,最终以“还需要更多研究”为由否决了这一提议。埃默里大学的传染病专家表示,美国的传染病控制机构目前没有推出类似的着装限制,因为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医护工作者不打领带或不戴首饰可以降低院内传染疾病的风险。如果医生和护士没有认真、充分地洗手,对病人造成的传染风险更大,洗手才是医院控制病菌传播的关键。

  2011年,以色列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者分别进行了研究,但是得到的实验结果并不一致。通过对白大褂袖子、腰部和口袋进行的抽样调查,以色列研究员发现有一半的检测样本中含有至少一种病原体,63%的制服上含有潜在的危险细菌,其中11%的细菌能够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可引起肺炎、血液感染,如葡萄球耐药菌感染等。而美国的研究员针对100名医生进行了试验,其中,穿短袖和长袖的各占一半,研究人员从他们的手腕、口袋、袖口上提取了细菌样本,结果发现,在工作8小时后,两组医生身上携带的细菌数量相仿。根据上诉研究结果,由于样本量有限和研究的局限性,目前尚无法对白大褂是否可能造成患者感染下结论。

  身上永远整洁笔挺的白大褂,成了德国医生的标志。按规定,德国医生的白大褂必须每天换洗、熨烫。

  德式白大褂面料厚实且挺括,上面设计了三个口袋,可固定听诊器、放记录本和笔等。袖口还有一定的收口,可保护医生的衣服不被弄脏,也便于洗手。如果在住院部工作,白大褂里面还要穿一件医用T恤,必要时方便露出手臂。手术时,医生则须换上手术服,出手术室时,外面套上白大褂。

  柏林夏里特医院是欧洲最大的教学医院,这里要求医生的白大褂必须保持整洁,每天换洗。为此,每位医护人员都准备了至少3套白大褂和裤子,防止每天在与患者接触时,白大褂成为传播疾病的源头。

  为了防止白大褂清洗不干净,德国医院一般会请专业公司为医生清洗白大褂。每天晚上,清洗公司把放在每个科室清洗间的衣服运走。洗衣前,先杀菌;洗衣时,必须使用专业清洁剂,用面料可承受的最高温度洗涤;洗完后,再用烘干机烘干,熨烫好。第二天一早,清洗公司把衣服运回医院,派发到医生的衣帽间。医护人员到医院后,必须先换上清洁的白大褂、裤子和白色的德式医用拖鞋,双手消毒,然后才能进入病房和诊室。

  不光是大医院要求天天换洗白大褂,在德国一些只有一两个医生的小诊所也是如此。此外,德国卫生部门对医生的着装规定还有很多,如医生午休就餐或外出时必须换下白大褂,出现污渍后应立即更换等。

  作者:路易斯·巴斯德

审核: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