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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大褂的"角色转换":从自身防护到保护病人
作者:DQ 点击:383 时间:2018-04-09 02:11:42

  医护人员被称为“白衣战士”,“白大褂”是这个职业的代名词。其实,白大褂穿在医生身上不过百余年,却经历了从自身防护到保护病人的“角色转换”,引发了从“隔绝细菌”到“可能传播疾病”的激烈争议。

  “鸟嘴医生”

  路易斯·巴斯德

  白连夜

  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这是个与医护人员相关联的日子。

  医护人员被称为“白衣战士”,“白大褂”是这个职业的代名词。其实,白大褂穿在医生身上不过百余年,却经历了从自身防护到保护病人的“角色转换”,引发了从“隔绝细菌”到“可能传播疾病”的激烈争议。

  1、医生最早身穿灰黑长袍

  曾经,医生的着装并没有统一要求,但在非常时期,战斗在疫情一线医生还是使用过统一的“标配”。

  中世纪时期,一种烈性传染病——“黑死病”,肆虐欧洲,因为不明传染源,隔离、奔逃都无法有效阻止疫情扩散,使整个欧洲全面陷入恐慌,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来自上天的惩罚或是巫女的魔法。

  为了防止在接触患者过程中感染,出现了最初的生物防护服,造型相当狂野,穿上防护服后的医务人员被称为“鸟嘴医生”或是“瘟疫医生”。关于这套装备的完整描述,1619年一位名叫查尔斯的法国医生首次记载:“面具的鼻子形似一个鸟嘴,有半英尺长,两个鼻孔旁边都各有一个孔,里面装满了香水。鸟嘴里填充了很多种净化空气、保证呼吸的草药。在大衣下面,我们会穿上山羊皮的靴子、与靴子连为一体的皮裤以及一件被塞进裤子里的短袖皮衣。帽子和手套也是用同一种皮做的……我们还会戴上护目镜。”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鸟嘴医生”这一说法是查尔斯的杰作。除此之外,一根长长的木棍也是这套服装的必备品,医生手持长棒,用于挑开患者的衣物查看病情,大大减少了身体的直接接触。

  由于当时的疫情异常凶猛,“鸟嘴医生”的恐怖装扮除了避免医生受感染外,还被赋予了吓走病魔的用意,甚至17世纪还有一首诗将此描述为“一股高尚的力量”。

  实际上,鸟嘴面具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在凶猛的疫情中,还是有大量的病人和医生丧生。也有人将这种装束解释为,与欧洲千百年阴魂不散的黑死病有很大关系,黑色是忧郁与死亡的象征,见到穿黑色长袍的医生也基本宣告生命的终结。

  虽然这种装束实在恐怖,但它也是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历史见证,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它成了蒸汽朋克风的象征,最著名的就是威尼斯狂欢节上的传统特色面具之一,甚至还被用在时尚圈或是拍成电影。

  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的医院里到处都是身穿灰黑长袍的医生,以及身着黑色修女服、脸上还戴着面罩的护士,气氛极其压抑。为什么把医务人员的工作服设计成灰黑色?原因有点儿自欺欺人,当时人认为灰黑色可以隐藏“肮脏的污秽”。因为现代微生物学与消毒的概念尚未建立,人们只是认为工作服是用来防尘的,让它们看起来没那么脏,所以一件衣服穿到坏都不会清洗、消毒,导致了每年有大批患者因院内感染而死,但是当时的医生并不知道病人是因他们衣服上的细菌感染致死的。

  2、“消毒灭菌”理念下出现白大褂

  西医起源于欧洲。19世纪,欧洲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穿得像个绅士,头戴礼帽,身着普通西装外套,只是对外套袖子处的纽扣进行了重新设计,方便他们在不脱外套的情况下撸起袖子做手术,有的医生为了防止患者喷出的血液弄脏自己的衣服,甚至穿上了屠夫的围裙。而且,当时尚没有麻醉术,手术室仿佛屠宰场,到处充斥着哀嚎和血腥,为了减轻患者痛苦,手术医师不得不“快刀斩乱麻”,野蛮中透着无奈。随着麻醉术的逐步完善,各种类型的外科手术才开始蓬勃发展。

  1856年,法国里尔一位心急如焚的酿酒厂厂主找到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请求他帮助寻找原本纯正的葡萄酒一两天之内全部变酸的原因。巴斯德发现,“元凶”就是乳酸杆菌。只要把酒放在五六十摄氏度的环境里保持半小时,便可杀死酒里的乳酸杆菌,这就是著名的“巴斯德杀菌法”,也叫“巴氏灭菌法”。时至今日,很多领域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如牛奶。后来又经过几年研究,巴斯德用鹅颈烧瓶实验证明,细菌只能来自细菌,不可能凭空产生。也正因为这个发现,人们才知道伤口的腐烂和疾病的传染,都是细菌在作怪。

  “细菌致病”这一理念引起英国医生约瑟夫·李斯特的重视,1865年,他参考了巴斯德的成果,提出“缺乏手术消毒”是术后感染的主要原因。于是,他进行了一系列改进,为一位断腿病人实施手术时,不仅选用石炭酸消毒,而且还换上干净洁白的衣服作为手术服,大大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1868年,在李斯特主持下的格拉斯哥医院进行全面改进,如手术器械提前用苯酚浸泡,医生术前要洗手消毒,并且将原来的礼帽、西服改为戴白布瓜皮帽、穿白大褂——这就是现代白大褂的雏形。这些举措施行后,该医院的术后死亡率同比下降了30%左右。

  但遗憾的是,李斯特的这项改革并未在第一时间得到同行的认可。法国医学界一度对这项变革嗤之以鼻,直到德国慕尼黑一家医院试探着采用李斯特的举措,将原来超高的术后死亡率大幅降低后,“消毒灭菌”理念才深入人心。19世纪80年代,法国医生终于更换上白大褂。作为隔菌措施一部分的白大褂陆续在欧美地区普及开来,穿上白大褂的医生可以迅速发现污染源,不再像深色衣服那样易藏污纳垢,这也促进了白大褂的清洗和消毒,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患者的作用,减少医患之间细菌的传播。

  手术发展到今日,已经不再单纯是切割患处,而是一项精密而严肃的科学。为减轻患者的创伤,当今的手术追求微创化,要求术野干净,失血量少。但在20世纪早期,衡量一位外科医生成功与否的标志,竟然是衣服上浸染的血液和液体是否足够多,只有鲜血淋漓的白大褂才意味着进行了一台大手术。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爆发,约瑟夫·李斯特所倡导的预防细菌方法再度引起医疗界的重视。外科医生开始重视防护,他们戴起了纱布口罩,虽然这一措施并不是为了防止患者术中感染,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患者传染。大约在同一时间,手术室工作人员也开始戴上厚厚的橡胶手套,以保护他们的手不被清理房间和设备的溶剂损伤。

  3、手术服为何选用蓝色或绿色

  象征着圣洁、权威的白大褂,作为医生的标志性服装,不过百余年历史,成了这个职业的代名词。曾有一项调查显示,约80%的病人认为,医生在日常穿着外再套上一件白大褂,看起来才像医生。

  如今,包括美国、中国等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医学院以及一些与健康相关的学校,在学生毕业时会举行庄重的白大褂授予仪式,以此象征他们医学事业的开始。

  但实际上,现在医生的“白大褂”并不只有白色一种,不同科室或部门的制服颜色有着很大差异,像儿科或精神科医生,通常选择温馨的颜色,如淡粉色、浅紫色等,利用色彩对心理的影响,消除他们对白大褂的恐惧感。有研究发现,白大褂容易引起一部分患者的焦虑,他们在医院测量血压比在家中的读数要高,这种现象称为“白大褂综合征”。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高血压,是指未经治疗的高血压患者,呈现诊室中所测血压始终增高,而在诊室以外环境测量时日间血压不高,同时动态血压监测正常。除去器质性疾病,研究人员认为,医务人员测压对病人有“加压素效应”,可能与患者产生的应激反应与警觉反应有关。

  不仅如此,现在医生在做手术时也不再是穿白大褂,而是蓝色或绿色的大褂。这是有原因的。医生一直穿着白色的手术制服,直到有一天,一名医生手术时把视线从红色的血液转去看白色制服时,突然出现视线模糊的状况,甚至看到了绿色的脏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叫做后像的视错觉,即长时间看一种颜色,当转移视线看别处时,会看到与刚才那种颜色的互补色,即色环中180度直线连接的两种颜色,比如红对绿、蓝对橙。

  由于手术时外科医生神经紧张,高度集中注意力紧盯着红色的人体器官。如果他们突然看向同事的白衣服或者白色的墙壁,就会看见蓝绿色的“幽灵”,比如在同事的白大褂上看到一条绿色肠子……这些蓝绿色的后像会影响外科医生的视觉和判断,对病人来说十分危险。当人们明白了互补色的原理后,就再也不使用白色的手术衣了。蓝色和绿色是人的内脏以及血液颜色的互补色,所以现在的手术衣和手术室都采用这两种颜色,不仅取消了视觉影响,而且还能放松心情,重新获得对红色的辨认力,毕竟这是一种能让人心情愉悦的原谅色。

  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科服装已经基本达到现代的状态,医生们头戴布帽和口罩,穿短袖V领上衣,配纯棉或者涤纶布的裤子,外面套一件手术服,这套制服最初被认定为“外科绿”是因为它的颜色,后来被称为“刷手衣”,其设计简单,目的是最小程度的减少污染物隐藏几率。如今,任何由短袖衬衫和裤子组成的医用制服都被称为“刷手衣”。由于刷手服材质舒适,很多医生也会当做日常的工作服,穿在白大褂里面。英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病人都喜欢医生穿白大褂,但大多数医生更喜欢其他衣服,如刷手衣。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急诊科医护人员值班时都会穿这种衣服,爆红美剧《实习医生格蕾》里面,放眼望去都是穿着刷手衣忙碌的医护人员。

  白色是医院的代表色,但并非所有的医疗工作者都能穿白大褂,这在中国似乎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在美国白大褂只有在该医院注册的医生才可以穿着,访问交流、进修学习的医生都没有资格穿,这其实也是对医生的尊重和对患者的保护。

  随着审美的进步,以前超级肥大的白大褂逐渐被抛弃,大部分医院提供的都是裁剪合适、有质感的白大褂,还有的在口袋部位绣上医生的科室、名字等,更加便于医患沟通。

  4、白大褂“退役”争议

  至今未停

  医学技术发展至今天,白大褂已经不再是决定手术成败的关键因素。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曾因有效隔绝细菌而功勋卓著的白大褂,在一百多年后又遭到“可能有助于疾病传播”的质疑。因此,连医生是否应该继续穿白大褂,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争议。

  反对方指出,白大褂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保护医生,将病原体进行基础的隔离,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细菌、病毒吸附在白大褂上,再接触其他患者时,有可能将白大褂上的病原体传递给患者,造成院内感染。而拥护者则认为,白大褂这种传统穿着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能让患者对医生产生信任感,改善医患关系。

  其实,为了防止“超级细菌”(MRSA,即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蔓延,早在2008年,英国医生就已经告别了白大褂,改换成蓝色短袖装。英国卫生部门称,调查发现,白大褂的袖口极易成为传染病菌的滋生地,一些男医生的领带很少清洗,却天天佩戴,大量病菌在领带上繁殖,极易造成交叉感染。为此,英国卫生部门出台了《医生工作着装规范》,禁止医生在工作场合佩戴领带及腕表、穿着长袖上衣包括白大褂,而是改穿蓝色短袖衫,材质独特,能快速变干并有效抗菌。

  美国医学会也曾在2009年试图彻底禁止白大褂,但遭到了医生们的坚决反对,最终以“还需要更多研究”为由否决了这一提议。埃默里大学的传染病专家表示,美国的传染病控制机构目前没有推出类似的着装限制,因为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医护工作者不打领带或不戴首饰可以降低院内传染疾病的风险。如果医生和护士没有认真、充分地洗手,对病人造成的传染风险更大,洗手才是医院控制病菌传播的关键。

  2011年,以色列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者分别进行了研究,但是得到的实验结果并不一致。通过对白大褂袖子、腰部和口袋进行的抽样调查,以色列研究员发现有一半的检测样本中含有至少一种病原体,63%的制服上含有潜在的危险细菌,其中11%的细菌能够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可引起肺炎、血液感染,如葡萄球耐药菌感染等。而美国的研究员针对100名医生进行了试验,其中,穿短袖和长袖的各占一半,研究人员从他们的手腕、口袋、袖口上提取了细菌样本,结果发现,在工作8小时后,两组医生身上携带的细菌数量相仿。根据上诉研究结果,由于样本量有限和研究的局限性,目前尚无法对白大褂是否可能造成患者感染下结论。

  身上永远整洁笔挺的白大褂,成了德国医生的标志。按规定,德国医生的白大褂必须每天换洗、熨烫。

  德式白大褂面料厚实且挺括,上面设计了三个口袋,可固定听诊器、放记录本和笔等。袖口还有一定的收口,可保护医生的衣服不被弄脏,也便于洗手。如果在住院部工作,白大褂里面还要穿一件医用T恤,必要时方便露出手臂。手术时,医生则须换上手术服,出手术室时,外面套上白大褂。

  柏林夏里特医院是欧洲最大的教学医院,这里要求医生的白大褂必须保持整洁,每天换洗。为此,每位医护人员都准备了至少3套白大褂和裤子,防止每天在与患者接触时,白大褂成为传播疾病的源头。

  为了防止白大褂清洗不干净,德国医院一般会请专业公司为医生清洗白大褂。每天晚上,清洗公司把放在每个科室清洗间的衣服运走。洗衣前,先杀菌;洗衣时,必须使用专业清洁剂,用面料可承受的最高温度洗涤;洗完后,再用烘干机烘干,熨烫好。第二天一早,清洗公司把衣服运回医院,派发到医生的衣帽间。医护人员到医院后,必须先换上清洁的白大褂、裤子和白色的德式医用拖鞋,双手消毒,然后才能进入病房和诊室。

  不光是大医院要求天天换洗白大褂,在德国一些只有一两个医生的小诊所也是如此。此外,德国卫生部门对医生的着装规定还有很多,如医生午休就餐或外出时必须换下白大褂,出现污渍后应立即更换等。

  作者:路易斯·巴斯德

【推荐阅读】

  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杨绛

  傅雷广交游。他的朋友如楼适夷、柯灵等同志,已经发表了纪念他的文章。我只凭自己的一点认识,在别人遗留的空白上添补几笔。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锺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锺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锺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锺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罗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锺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制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戆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做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锺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锺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锺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锺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锺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 d’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锺书闹过一次蹩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锺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大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六三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来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六四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作者:杨绛

审核: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