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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艺术.展讯:奥拉维尔·埃利亚松:道隐无名
作者:DQ 点击:563 时间:2018-04-09 09:28:39

  策展人:闫士杰

  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主办单位:红砖美术馆

  合作单位: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工作室

  展览时间:2018年03月25日-2018年08月12日

  展览地点:红砖美术馆

  展览简介: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Olafur Eliasson)迄今为止在中国的最大规模个展“奥拉维尔·埃利亚松:道隐无名”于3月25日登陆红砖美术馆。

  展览在红砖美术馆的园林、圆厅和8个展厅同时呈现一系列大型沉浸式装置、雕塑及纸上作品。展览中的各个空间自成一体,营造特定的自然现象如光、雾、影、水,或探索运动和几何学,以此来诠释奥拉维尔·埃利亚松艺术生涯中各个重要的关注点。

  此次展览的题目引自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好朋友、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对艺术的描述——The unspeakable openness of things(中文译为“道隐无名”),这让埃利亚松深有共鸣:“艺术存在并超越语言范畴,在艺术作品形式形成之前,一些难以名状的感觉会进入艺术创作的过程,并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却难以被充分表达;同时,艺术作品本质上对观者是开放的,当观者在作品的引导下体验、发问时,它已准备好聆听他们的倾诉。”

  展览中文标题“道隐无名”是埃利亚松对红砖美术馆特有的建筑空间和东方园林的人文气质所呈现的一场艺术盛宴;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生于1967年,冰岛/丹麦)是一位涉猎广泛的视觉艺术家,运用装置、绘画、雕塑、摄影和电影等媒介创作。自1997年至今,他在世界各地的重要博物馆举办的个展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埃利亚松的公共空间项目包括2008年的《纽约市瀑布》(The New York City Waterfalls)以及分别于2014年在哥本哈根、2015年在巴黎展出的《冰钟》(Ice Watch)。

  展览作品:

  遗失的指南针 装置,漂流木、不锈钢、磁石110×110×409厘米2013

  道隐无名 装置,镜面箔、单频光、铝、油彩(白、黑)450×900×12厘米2018

  未思之思图志 装置,不锈钢、油彩(黑)、HMI灯、马达、控制单元、镜面箔、铝、织物尺寸可变2014

  水钟摆 装置,水、橡皮软管、水泵、频闪闪光灯尺寸不定2010

  声音银河 装置,不锈钢、镜子、卤素灯 、装置由27盏灯组成每盏灯直径58-70厘米2012

  盲亭 装置,钢、黑色玻璃、透明玻璃250×750×750cm2003

  圆角(0°,18°,36°,54°,72°,90°)装置,层压彩色玻璃、不锈钢和铝234×90×90厘米2018

  聚合彩虹 装置,聚光灯、水、喷头、木、软管、泵尺寸可变2016

  明日共鸣器与昨日共鸣器装置,棱柱玻璃环、彩色滤光玻璃(黄、蓝紫)、LED灯、LED驱动器、不锈钢、油彩(白)、线尺寸可变2018

  冰川风景绘画,纸面水彩和铅笔画单幅:151×151×8厘米2018

  生物钟球体(绿、蓝、紫、红、橙、黄)装置,有部分镀银的玻璃球体(绿、蓝、紫、红、黑、橙、黄)、木148.5×40×40厘米2018

  两个未思之思装置,黑曜石球、玻璃球各为直径60厘米、350公斤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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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晓堂(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自1993年入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来,拓晓堂先生主持古籍善本拍卖二十余年,曾任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在此之前,他曾供职于国家图书馆,担任善本组、舆图组组长以及善本采编副研究员等职务。二十多年来,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古籍拍卖市场的建立发展与不断壮大。他的新书《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对此即有生动记录。在此次访谈之中,他谈到了古籍拍卖这些年来,令他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首先想从您这本《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谈起。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和以前那些作品相比,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

  拓晓堂:这本书和前面那些,肯定是不一样的。经历的事情和重要的拍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内容是回避不过去的。因此,内容上是有联系的。

  写这本书,我是想通过这些内容,给老一辈藏书家和新一代藏书家树碑立传。所以我一方面着重写老一辈的收藏,另一方面,也写了一些可以披露的新一代藏书家。以前,我一来还没退休,人在职场,不便去写;二来没有征求我认识的那些藏书家的意见,不好多说。现在我已人在山野,有些事情就可以公布了。按理来说,拍卖公司不能暴露竞买者和收藏者的信息,但我还是征求过当事人的意见的。你可以看到,我书中的叙述,其实处理得还是比较隐晦的。

  《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

  中国古代的藏书家是很多的,你看看有多少藏书家辞典就知道了。这个群体有其特殊性,钱财对他们还在其次,藏的是文化和学问。他们也不怕曝光自己的收藏。比如天一阁,藏书就向学者开放。如果外界都不知道藏书家藏了哪些善本,收藏也就失去了意义。正因如此,能披露的,我在书中就尽量披露;不能披露的,就暂时搁一搁。

  我真的是一直想给他们立传,为他们写点什么。老一辈藏家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依然还能守望收藏这一领域,真的不容易。我们要给他们应有的地位和荣誉。藏书从老一辈藏书家到新一代手里,这个过程中,看似有序传承,内含着无数离奇的悲欢离合,忽散忽聚,偶得惨失的故事,也就有了藏书自己的命运。一部好书从诞生到今天,自有其命运。给藏书家立传,也是给藏书续命。

  韦力先生曾经和我谈到,他觉得以1949年为界,藏书出现了一个分水岭,如今与过去不可相提并论。不知您怎么看?

  拓晓堂: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的话,此前民间藏书的质与量都会比现在高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像《韩非子·五蠹》里说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们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往讲究用是否藏有宋版书或明活字版这一类标尺来衡量藏书家,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去看看国外,美国历史才两百多年,可是美国有许多享誉世界的大藏书家,他们的很多藏书也并不特别古。所以,藏书的类别、标准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就拿签名本来说,中国古代追求所谓“黄跋顾校”,对小小的签名本并不重视。而到了现代,藏书规模、品种、形式都蔚为大观,除了古代讲究的门类,又开辟了新的领域,照我个人来看,是超过了古代的。

  至于当代藏书家,他们身上带有新的时代特征,从丰富程度和广度深度来看,我也认为并不比上个世纪差。从具体的素质,比如国学功底来看,毕竟隔了一个时代,以前的藏书家都是私塾出身,受的是传统教育,这方面当然很强。而现在的藏书家受的新式教育,学的外语、理科知识,也不是过去能比的。还有一点就是,过去,藏书与科考、仕途是相关的,读书讲究版本,有实用价值,张之洞就在《书目答问》里详细指点读书人,科举考试应该使用哪些典籍版本,不然会耽误一生。现在的藏书已经跟这些完全无关了,反而更加具有纯粹的审美意义,能够陶冶性情、愉悦人生。

  在《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中,您把很大篇幅给了名人书札,与以前相比,您觉得当代书札收藏有什么特点吗?

  拓晓堂:其实,名人书札收藏汉代以后就有了,历史很久。两千年以来,不止民间看重,宫廷也重视。就拿宋代宫廷来说,我们经常讲的《大观帖》《淳化阁帖》,其中占到三分之一以上都是魏晋书札。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书法上列为帖,实际上就是随手写的一封信。书札精致小巧,文辞也简洁优美,日常又多见,于是也就成了大众收藏最常见的品种。现在大家都用微信、email,信札与过去相比少了很多。但是,你说是崇古也罢,怀旧也罢,这个收藏信札的传统却是沿袭下来了。更好玩的是,现在有些人倒退了回去,专门印制精美的信札,用毛笔书写,反而不用电脑、微信了。当然,这不可能大规模地推广,只能说是一部分有心人在特意保存某种文化形态。

  民国书札现在卖得很贵了,甚至远超明人信札,这里面是有情结的。晚清民国时期,政治上虽然分裂,文化上却极其开放,这个社会形态是很独特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收藏成为热点很正常。1949年之后,与政治人物相比,受到更多关注的,是学界中人的书札,毕竟这里面的思想精华是不可忽视的。在我看来,古人收藏书札多看中艺术书法,当代书札收藏更看重思想和人文情怀。这就是当代书札收藏的特点。

  其实谈到藏书,我们更关心的是书背后的人。这些年下来,帮助过您的学界、藏书界的前辈师友,您可以谈谈吗?

  拓晓堂:中国的古籍拍卖可以说是无中生有。一件事情从无到有,就像老子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人是做不了事情的。之所以古籍拍卖能够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行业,一定是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的。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是老一代学者的帮助。我得到了许多老先生的帮助。比如刘九庵先生。我刚进入拍卖这一行的时候,拓晓堂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我凭什么说服人家花几十上百万去买某件东西呢?肯定是要借助老先生的学识、眼力和社会关系。刘先生主要就是帮我把关,尤其是书札。刘先生说对,我就上,他说不对,即便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尊重他的意见。又比如杨仁恺先生。杨先生给我提供了许多藏书的线索,其中包括晚清著名的收藏家吴云两罍轩后人。还有上海的潘景郑先生、史树青先生、王世襄先生。王先生看起来一直关注明式家具,其实对古籍版本很精通。他辅仁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营造学社的图书管理员。这些老先生对古籍是很精通的,给我许多帮助,让我很是感念,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写一本书,谈谈认识的老先生对我的帮助和影响,

  第二个就是中国藏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艰难的时刻,一些先知先觉的人。比如田涛先生,范景中先生,杨成凯先生。他们会跟我探讨一些重要的拍品。如明末李自成政权刻印的《大顺律》,我拿到之后,因为田涛先生是法律史专家,这方面的藏书也很丰富。把田先生请来看藏品,他很快就写了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直接帮我做了拍卖宣传。

  明末李自成政权刻印的《大顺律》

  范景中先生我要多说几句。他为人低调,藏书界不少人只知道他对一些藏书家做过指点,却不了解范先生在美术史学界的功力。有一次我按照程序进行拍品的展览,一些中央美院的学生来实习。来展览看书的人,需要把个人信息填在字条上。范先生来看书,也会填写字条,那些实习的学生就把字条扔在一旁。我问他们知道范景中是谁吗?他们说知道知道,很多读过的教材都是他编著的。我说,那他就坐在对面,你们看看字条,上面不写着他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吗?他们这才大惊失色。藏书对范先生来说,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他诗词写得好,美术史方面的学问也好,是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以他的学问造诣来藏书,眼光、趣味都是独到的,是当代藏书的先知先觉人物。

  已经去世的北京的杨成凯先生也值得说一说。他和范先生可以说就是哥俩。杨先生也是多才多艺。他的象棋好到什么程度?天津市工会组织了排名前十的象棋高手比赛,杨先生一个人和他们十个人同时下盲棋,胜多输少。他用高等数学来研究中国的音韵,吕叔湘先生就看中他这一点。范、杨这两位认识,就是因为中学时期在书店偶遇,之后一直互相砥砺,互相切磋。我认为他们二位不输任何古代藏书家。杨先生此前在社科院工作,与我上班的地方恒基中心斜对门,他无事时常来我这里,对我的工作也常有指拨和帮助。

  三是藏书家朋友。可以说,现在的藏书界是藏龙卧虎。我经常说,现在的藏书家都是人精,谁没点绝活?正如我前面所说,过去藏书讲究实用,而当代的藏书已经具有独立形态,与具体的阅读、使用已经区别开来了。不少朋友买书都买两本,读一本,藏一本。你如果真的要读古籍,李太白集、杜工部集也好,二十四史也好,都有很方便的当代版本,没必要特意去买古书。不少人会觉得买古书的人只是有钱的暴发户,但我却不这么看。前面说到了两类有学识的藏书家,在我看来,我这里说的第三类藏书家,就是把古书当作文物,予以精心的保护,以便传给子孙后代。我对他们是很尊重的。尽管他们不是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但是他们尽到了保护文物的责任。我还是要向他们致敬。

  这些年我过手上万件文物,看到的又何止上万件。藏家能够把文物的意义重新发现,介绍给大家,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就拿韦力先生来说,他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非常有意义,是一位不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藏书家。我们不能指望国家全部担起藏书这一重任,这是力从不心的,也需要民间共同参与。国家图书馆就曾经举办民间藏书家的藏品展览,我认为这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认可。我非常感念像韦力这样认真的藏书家朋友,他们不仅常在拍卖前后与我交流、分享古籍的心得,而且平常对我也形成了一种压力,提醒我须尽心尽力,否则就会失去藏书朋友的信任,多丢人现眼哪!

  您以前是怎么想到从国图进入拍卖这一行的?拍场这些年来,您如何评价您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与我们分享的?

  拓晓堂: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国图的工作非常好。八十年代,我又是研究生毕业,那时候能有几个研究生?善本部就我一个。那个时候,国图的经济力量还很薄弱,这不是国图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我最后选择去嘉德,经济上有我的考量,关键是觉得研究工作太过四平八稳。我大学毕业之后,也在陕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工作过两年,我对这种机关里的工作是比较熟悉的,觉得可能沉闷了点,我认为拍卖工作更加刺激,换种生活方式或许更加好玩。于是去了嘉德拍卖。在这个平台上,之前的专业学习和工作经验一点儿都没有抛弃,全派上用场了,才有了后来的精彩大戏。总之,人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和知识积累,坚持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这也要有大的环境和善于把握机遇。

  我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商人。我首先是太学究化了,这或许是好,或许也是不好。大家都爱谈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不爱谈自己如何“走麦城”,但我并不回避自己“失守”的问题。既然是失守,那肯定首先得有东西可“守”。第一,我要合法,第二我会替一些藏书家做一些考虑,第三,我这人不设防,我的一切大家都知道。我举几个例子。罗继祖先生那份收藏,原是罗振玉旧藏的一部分,这批东西是我最早看到。当时罗继祖先生还在世,我只从中拿了很少的一部分来拍卖,真没想到,拍卖还没结束,罗先生就去世了,剩下的藏书后来就出现在了上海。我要早知道如此,这批东西我就全拿下了。包括谢国桢先生的收藏也是,我拿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真没想到这批东西转手就给了别的拍卖公司。当然,谢先生的东西在我这儿拍卖得非常好。但是对我来说,真的算是失守了。过云楼的第二次出手问题,也算是我失守了。因为这里面涉及更多的问题,我不能失去一些规矩。还有大仓藏书。这批书虽然不是我去买回来的,但后来是我的助手去联系运作,他成功了。从商业上来说,我还是失守了。但是没关系,让这批东西回到中国,我觉得还是很高兴的。

  您在书中介绍了一些国外的拍场情况。能否请您谈谈,跟国外的拍卖公司相比,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拓晓堂:这些年我也陆续跑了欧美、日本的不少拍场。中国的古籍拍卖其实还是刚刚开始,而欧美的古籍拍卖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就拿索斯比来说,原来就是一个专业的古旧书店。我记得1998年陪着嘉德总经理王雁南女士去索斯比,对我的介绍是rare book的负责人。接待我们的索斯比总经理一听,马上就说,咱俩是同行——索斯比最早也是卖书的书店,艺术品拍卖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的。从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来讲,他们远远比我们丰富。中国的古籍拍卖在任何一个拍卖公司都是小部门,书画之类的项目都比古籍拍卖项目要大。索斯比一场拍卖,可能油画要卖出几个亿,可是你如果去看它的网站,简介里面特意提到他们拥有十几名实力堪比大英图书馆的版本专家。可见他们是把书籍拍卖作为招牌,这是文化定位。书画、瓷器卖得再多,能与专业大博物馆相比吗?欧美拍卖公司文化形象在哪里,就是看重书籍。我们现在的书籍拍卖,分类上还比较粗,比如索斯比就有专门拍卖特殊装帧设计的书籍专场,还有专门拍卖体育书籍的专场。他们的分类特别细化,这背后,靠的是细致的研究工作作为基础。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书籍拍卖、信札拍卖这种比较粗的分类层面上。

  在具体的古籍拍卖规则上,国外的经验不少也值得借鉴。就拿拍卖标的的保险来说。古籍拍卖的时候,只保书籍,不保书籍外面的函套,好比油画拍卖,只保油画本身,而不保外面的油画框。这是国外的大拍卖行在千百次的拍卖实践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需要我们在借鉴的时候好好琢磨,有利于保证拍卖有序、合法地进行。

  拍场这些年,让您收获最大的,或者印象最深的藏品是什么,能否请您谈谈?

  拓晓堂:我过手的好东西太多了,可谓眼花缭乱。真正让我在学术上收获很多的,我想只有一部书:蜀刻中字群经本《春秋经传》。这部书耗了我六七年时间,也动用了最高科技水平手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做了碳十四检测,又查考了大量文献。最后终于得出了定论,填补了文献空白。这是其他书都无法替代的。人生当中的发现是不可能太多的,有这样一个发现,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蜀刻中字群经本《春秋经传》

  之前我在孔夫子旧书网座谈的时候,就有人问我收不收藏,在“拍卖场这些年,吃过仙丹没有”。我说没吃过仙丹,意思是在拍场上我通常不会买东西。但这里面也有几个例外。

  一个是拍卖之后,不少客人会送我东西做纪念。如胡适书札拍卖之后,我去胡祖望夫人家里,老太太送了我一个台湾画家送给胡适的扇面,上有胡适题字。这算是客人对我的一份心意吧,重要的是有纪念意义。

  再一个,就学术方面而言,重要的专场,我会挑一个很小的,但有学术意义的东西去买。王世襄专场,还有忆梅庵专场,我都是这样做的,也算是一个纪念。一般来说,原则都是人弃我取。还有一次例外,可以说是我个人学术上的赌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英博物馆做出了一个关于敦煌经卷的结论,说市场上的敦煌经卷,尤其是带有李盛铎凡将阁收藏印的,全是赝品。为此,史树青先生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他当年去过李盛铎家里,他藏的敦煌经卷并非赝品,也不曾作假。那个时候,市场上的敦煌经卷受到了极大的质疑,这对市场交易来说是致命的。恰逢此时,我收到了一件东西,就是李盛铎凡将阁藏品,是一幅唐代的麻布画,非常精美,定价很低,底价只有两万五千块。拍卖时我在委托席,看到场上中无人应价,真是生气,于是咬牙以底价买了下来,算是和大英博物馆来了一场赌博。后来这件东西我送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做了碳十四测定,时间为公元七世纪。这场关于敦煌藏品真伪的争论,我将来一定会写本书来讲一讲,题目都想好了:石渠公案。如果手头没有这件东西,我是没有底气的,也缺少一个话题。因此我说,拍卖场里我没有吃过仙丹,但下过赌注。这也许才是我二十多年拍卖场上最大的收获,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字:经历。

  作者:郑诗亮

审核: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