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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晓堂谈古籍拍卖那些年
作者:DQ 点击:211 时间:2018-04-09 12:06:15

  拓晓堂(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自1993年入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来,拓晓堂先生主持古籍善本拍卖二十余年,曾任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在此之前,他曾供职于国家图书馆,担任善本组、舆图组组长以及善本采编副研究员等职务。二十多年来,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古籍拍卖市场的建立发展与不断壮大。他的新书《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对此即有生动记录。在此次访谈之中,他谈到了古籍拍卖这些年来,令他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首先想从您这本《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谈起。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和以前那些作品相比,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

  拓晓堂:这本书和前面那些,肯定是不一样的。经历的事情和重要的拍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内容是回避不过去的。因此,内容上是有联系的。

  写这本书,我是想通过这些内容,给老一辈藏书家和新一代藏书家树碑立传。所以我一方面着重写老一辈的收藏,另一方面,也写了一些可以披露的新一代藏书家。以前,我一来还没退休,人在职场,不便去写;二来没有征求我认识的那些藏书家的意见,不好多说。现在我已人在山野,有些事情就可以公布了。按理来说,拍卖公司不能暴露竞买者和收藏者的信息,但我还是征求过当事人的意见的。你可以看到,我书中的叙述,其实处理得还是比较隐晦的。

  《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

  中国古代的藏书家是很多的,你看看有多少藏书家辞典就知道了。这个群体有其特殊性,钱财对他们还在其次,藏的是文化和学问。他们也不怕曝光自己的收藏。比如天一阁,藏书就向学者开放。如果外界都不知道藏书家藏了哪些善本,收藏也就失去了意义。正因如此,能披露的,我在书中就尽量披露;不能披露的,就暂时搁一搁。

  我真的是一直想给他们立传,为他们写点什么。老一辈藏家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依然还能守望收藏这一领域,真的不容易。我们要给他们应有的地位和荣誉。藏书从老一辈藏书家到新一代手里,这个过程中,看似有序传承,内含着无数离奇的悲欢离合,忽散忽聚,偶得惨失的故事,也就有了藏书自己的命运。一部好书从诞生到今天,自有其命运。给藏书家立传,也是给藏书续命。

  韦力先生曾经和我谈到,他觉得以1949年为界,藏书出现了一个分水岭,如今与过去不可相提并论。不知您怎么看?

  拓晓堂: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的话,此前民间藏书的质与量都会比现在高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像《韩非子·五蠹》里说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们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往讲究用是否藏有宋版书或明活字版这一类标尺来衡量藏书家,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去看看国外,美国历史才两百多年,可是美国有许多享誉世界的大藏书家,他们的很多藏书也并不特别古。所以,藏书的类别、标准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就拿签名本来说,中国古代追求所谓“黄跋顾校”,对小小的签名本并不重视。而到了现代,藏书规模、品种、形式都蔚为大观,除了古代讲究的门类,又开辟了新的领域,照我个人来看,是超过了古代的。

  至于当代藏书家,他们身上带有新的时代特征,从丰富程度和广度深度来看,我也认为并不比上个世纪差。从具体的素质,比如国学功底来看,毕竟隔了一个时代,以前的藏书家都是私塾出身,受的是传统教育,这方面当然很强。而现在的藏书家受的新式教育,学的外语、理科知识,也不是过去能比的。还有一点就是,过去,藏书与科考、仕途是相关的,读书讲究版本,有实用价值,张之洞就在《书目答问》里详细指点读书人,科举考试应该使用哪些典籍版本,不然会耽误一生。现在的藏书已经跟这些完全无关了,反而更加具有纯粹的审美意义,能够陶冶性情、愉悦人生。

  在《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中,您把很大篇幅给了名人书札,与以前相比,您觉得当代书札收藏有什么特点吗?

  拓晓堂:其实,名人书札收藏汉代以后就有了,历史很久。两千年以来,不止民间看重,宫廷也重视。就拿宋代宫廷来说,我们经常讲的《大观帖》《淳化阁帖》,其中占到三分之一以上都是魏晋书札。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书法上列为帖,实际上就是随手写的一封信。书札精致小巧,文辞也简洁优美,日常又多见,于是也就成了大众收藏最常见的品种。现在大家都用微信、email,信札与过去相比少了很多。但是,你说是崇古也罢,怀旧也罢,这个收藏信札的传统却是沿袭下来了。更好玩的是,现在有些人倒退了回去,专门印制精美的信札,用毛笔书写,反而不用电脑、微信了。当然,这不可能大规模地推广,只能说是一部分有心人在特意保存某种文化形态。

  民国书札现在卖得很贵了,甚至远超明人信札,这里面是有情结的。晚清民国时期,政治上虽然分裂,文化上却极其开放,这个社会形态是很独特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收藏成为热点很正常。1949年之后,与政治人物相比,受到更多关注的,是学界中人的书札,毕竟这里面的思想精华是不可忽视的。在我看来,古人收藏书札多看中艺术书法,当代书札收藏更看重思想和人文情怀。这就是当代书札收藏的特点。

  其实谈到藏书,我们更关心的是书背后的人。这些年下来,帮助过您的学界、藏书界的前辈师友,您可以谈谈吗?

  拓晓堂:中国的古籍拍卖可以说是无中生有。一件事情从无到有,就像老子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人是做不了事情的。之所以古籍拍卖能够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行业,一定是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的。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是老一代学者的帮助。我得到了许多老先生的帮助。比如刘九庵先生。我刚进入拍卖这一行的时候,拓晓堂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我凭什么说服人家花几十上百万去买某件东西呢?肯定是要借助老先生的学识、眼力和社会关系。刘先生主要就是帮我把关,尤其是书札。刘先生说对,我就上,他说不对,即便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尊重他的意见。又比如杨仁恺先生。杨先生给我提供了许多藏书的线索,其中包括晚清著名的收藏家吴云两罍轩后人。还有上海的潘景郑先生、史树青先生、王世襄先生。王先生看起来一直关注明式家具,其实对古籍版本很精通。他辅仁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营造学社的图书管理员。这些老先生对古籍是很精通的,给我许多帮助,让我很是感念,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写一本书,谈谈认识的老先生对我的帮助和影响,

  第二个就是中国藏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艰难的时刻,一些先知先觉的人。比如田涛先生,范景中先生,杨成凯先生。他们会跟我探讨一些重要的拍品。如明末李自成政权刻印的《大顺律》,我拿到之后,因为田涛先生是法律史专家,这方面的藏书也很丰富。把田先生请来看藏品,他很快就写了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直接帮我做了拍卖宣传。

  明末李自成政权刻印的《大顺律》

  范景中先生我要多说几句。他为人低调,藏书界不少人只知道他对一些藏书家做过指点,却不了解范先生在美术史学界的功力。有一次我按照程序进行拍品的展览,一些中央美院的学生来实习。来展览看书的人,需要把个人信息填在字条上。范先生来看书,也会填写字条,那些实习的学生就把字条扔在一旁。我问他们知道范景中是谁吗?他们说知道知道,很多读过的教材都是他编著的。我说,那他就坐在对面,你们看看字条,上面不写着他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吗?他们这才大惊失色。藏书对范先生来说,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他诗词写得好,美术史方面的学问也好,是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以他的学问造诣来藏书,眼光、趣味都是独到的,是当代藏书的先知先觉人物。

  已经去世的北京的杨成凯先生也值得说一说。他和范先生可以说就是哥俩。杨先生也是多才多艺。他的象棋好到什么程度?天津市工会组织了排名前十的象棋高手比赛,杨先生一个人和他们十个人同时下盲棋,胜多输少。他用高等数学来研究中国的音韵,吕叔湘先生就看中他这一点。范、杨这两位认识,就是因为中学时期在书店偶遇,之后一直互相砥砺,互相切磋。我认为他们二位不输任何古代藏书家。杨先生此前在社科院工作,与我上班的地方恒基中心斜对门,他无事时常来我这里,对我的工作也常有指拨和帮助。

  三是藏书家朋友。可以说,现在的藏书界是藏龙卧虎。我经常说,现在的藏书家都是人精,谁没点绝活?正如我前面所说,过去藏书讲究实用,而当代的藏书已经具有独立形态,与具体的阅读、使用已经区别开来了。不少朋友买书都买两本,读一本,藏一本。你如果真的要读古籍,李太白集、杜工部集也好,二十四史也好,都有很方便的当代版本,没必要特意去买古书。不少人会觉得买古书的人只是有钱的暴发户,但我却不这么看。前面说到了两类有学识的藏书家,在我看来,我这里说的第三类藏书家,就是把古书当作文物,予以精心的保护,以便传给子孙后代。我对他们是很尊重的。尽管他们不是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但是他们尽到了保护文物的责任。我还是要向他们致敬。

  这些年我过手上万件文物,看到的又何止上万件。藏家能够把文物的意义重新发现,介绍给大家,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就拿韦力先生来说,他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非常有意义,是一位不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藏书家。我们不能指望国家全部担起藏书这一重任,这是力从不心的,也需要民间共同参与。国家图书馆就曾经举办民间藏书家的藏品展览,我认为这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认可。我非常感念像韦力这样认真的藏书家朋友,他们不仅常在拍卖前后与我交流、分享古籍的心得,而且平常对我也形成了一种压力,提醒我须尽心尽力,否则就会失去藏书朋友的信任,多丢人现眼哪!

  您以前是怎么想到从国图进入拍卖这一行的?拍场这些年来,您如何评价您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与我们分享的?

  拓晓堂: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国图的工作非常好。八十年代,我又是研究生毕业,那时候能有几个研究生?善本部就我一个。那个时候,国图的经济力量还很薄弱,这不是国图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我最后选择去嘉德,经济上有我的考量,关键是觉得研究工作太过四平八稳。我大学毕业之后,也在陕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工作过两年,我对这种机关里的工作是比较熟悉的,觉得可能沉闷了点,我认为拍卖工作更加刺激,换种生活方式或许更加好玩。于是去了嘉德拍卖。在这个平台上,之前的专业学习和工作经验一点儿都没有抛弃,全派上用场了,才有了后来的精彩大戏。总之,人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和知识积累,坚持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这也要有大的环境和善于把握机遇。

  我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商人。我首先是太学究化了,这或许是好,或许也是不好。大家都爱谈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不爱谈自己如何“走麦城”,但我并不回避自己“失守”的问题。既然是失守,那肯定首先得有东西可“守”。第一,我要合法,第二我会替一些藏书家做一些考虑,第三,我这人不设防,我的一切大家都知道。我举几个例子。罗继祖先生那份收藏,原是罗振玉旧藏的一部分,这批东西是我最早看到。当时罗继祖先生还在世,我只从中拿了很少的一部分来拍卖,真没想到,拍卖还没结束,罗先生就去世了,剩下的藏书后来就出现在了上海。我要早知道如此,这批东西我就全拿下了。包括谢国桢先生的收藏也是,我拿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真没想到这批东西转手就给了别的拍卖公司。当然,谢先生的东西在我这儿拍卖得非常好。但是对我来说,真的算是失守了。过云楼的第二次出手问题,也算是我失守了。因为这里面涉及更多的问题,我不能失去一些规矩。还有大仓藏书。这批书虽然不是我去买回来的,但后来是我的助手去联系运作,他成功了。从商业上来说,我还是失守了。但是没关系,让这批东西回到中国,我觉得还是很高兴的。

  您在书中介绍了一些国外的拍场情况。能否请您谈谈,跟国外的拍卖公司相比,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拓晓堂:这些年我也陆续跑了欧美、日本的不少拍场。中国的古籍拍卖其实还是刚刚开始,而欧美的古籍拍卖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就拿索斯比来说,原来就是一个专业的古旧书店。我记得1998年陪着嘉德总经理王雁南女士去索斯比,对我的介绍是rare book的负责人。接待我们的索斯比总经理一听,马上就说,咱俩是同行——索斯比最早也是卖书的书店,艺术品拍卖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的。从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来讲,他们远远比我们丰富。中国的古籍拍卖在任何一个拍卖公司都是小部门,书画之类的项目都比古籍拍卖项目要大。索斯比一场拍卖,可能油画要卖出几个亿,可是你如果去看它的网站,简介里面特意提到他们拥有十几名实力堪比大英图书馆的版本专家。可见他们是把书籍拍卖作为招牌,这是文化定位。书画、瓷器卖得再多,能与专业大博物馆相比吗?欧美拍卖公司文化形象在哪里,就是看重书籍。我们现在的书籍拍卖,分类上还比较粗,比如索斯比就有专门拍卖特殊装帧设计的书籍专场,还有专门拍卖体育书籍的专场。他们的分类特别细化,这背后,靠的是细致的研究工作作为基础。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书籍拍卖、信札拍卖这种比较粗的分类层面上。

  在具体的古籍拍卖规则上,国外的经验不少也值得借鉴。就拿拍卖标的的保险来说。古籍拍卖的时候,只保书籍,不保书籍外面的函套,好比油画拍卖,只保油画本身,而不保外面的油画框。这是国外的大拍卖行在千百次的拍卖实践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需要我们在借鉴的时候好好琢磨,有利于保证拍卖有序、合法地进行。

  拍场这些年,让您收获最大的,或者印象最深的藏品是什么,能否请您谈谈?

  拓晓堂:我过手的好东西太多了,可谓眼花缭乱。真正让我在学术上收获很多的,我想只有一部书:蜀刻中字群经本《春秋经传》。这部书耗了我六七年时间,也动用了最高科技水平手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做了碳十四检测,又查考了大量文献。最后终于得出了定论,填补了文献空白。这是其他书都无法替代的。人生当中的发现是不可能太多的,有这样一个发现,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蜀刻中字群经本《春秋经传》

  之前我在孔夫子旧书网座谈的时候,就有人问我收不收藏,在“拍卖场这些年,吃过仙丹没有”。我说没吃过仙丹,意思是在拍场上我通常不会买东西。但这里面也有几个例外。

  一个是拍卖之后,不少客人会送我东西做纪念。如胡适书札拍卖之后,我去胡祖望夫人家里,老太太送了我一个台湾画家送给胡适的扇面,上有胡适题字。这算是客人对我的一份心意吧,重要的是有纪念意义。

  再一个,就学术方面而言,重要的专场,我会挑一个很小的,但有学术意义的东西去买。王世襄专场,还有忆梅庵专场,我都是这样做的,也算是一个纪念。一般来说,原则都是人弃我取。还有一次例外,可以说是我个人学术上的赌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英博物馆做出了一个关于敦煌经卷的结论,说市场上的敦煌经卷,尤其是带有李盛铎凡将阁收藏印的,全是赝品。为此,史树青先生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他当年去过李盛铎家里,他藏的敦煌经卷并非赝品,也不曾作假。那个时候,市场上的敦煌经卷受到了极大的质疑,这对市场交易来说是致命的。恰逢此时,我收到了一件东西,就是李盛铎凡将阁藏品,是一幅唐代的麻布画,非常精美,定价很低,底价只有两万五千块。拍卖时我在委托席,看到场上中无人应价,真是生气,于是咬牙以底价买了下来,算是和大英博物馆来了一场赌博。后来这件东西我送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做了碳十四测定,时间为公元七世纪。这场关于敦煌藏品真伪的争论,我将来一定会写本书来讲一讲,题目都想好了:石渠公案。如果手头没有这件东西,我是没有底气的,也缺少一个话题。因此我说,拍卖场里我没有吃过仙丹,但下过赌注。这也许才是我二十多年拍卖场上最大的收获,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字:经历。

  作者: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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