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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春日市井生活
作者:DQ 点击:436 时间:2018-04-09 04:03:09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虽然风筝出现的时代已经遥不可考,但明清两代却是风筝发展的全盛时期,特别是在清代,放风筝已经成为京城清明节的习俗活动之一。清代文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称:“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担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京制纸鸢极尽工巧,有价值数金者,琉璃厂为市易之。”彼时富家公子“购风筝,一万一掷数十金,不靳其值”,一只风筝的价格可以够贫寒之家数月的开销。

  风筝大师费保龄收藏的扎燕风筝图稿

  在京派风筝的世界里,最出名的“匠人”当属曹雪芹。大约在乾隆十五年(1750),曹雪芹从京城迁居到西山一带,潜心创作《红楼梦》。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扎糊一些风筝去卖,聊以度日。他的挚友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一书中说,曹雪芹“所扎风鸢,罗列一室,四隅皆满,致无隙地,五光十色,蔚为大观”。不过,文人出身的曹雪芹毕竟不同于市井的手艺人,在制作之余,他“旁搜远招,以集前人之成”,历数年心血,写出了一部风筝专著《南鹞北鸢考工志》。书中按照“扎、糊、绘、放”四艺介绍了43种风筝,不但详细阐述了风筝起放的原理、种类、以及扎糊、绘画方法,还绘有骨架图、彩图,并配有扎糊诀和画诀,图文并茂,实属罕见。按照这些设计图样扎出来的风筝,大者可达数丈,小者不到一寸,都能御风而起,不致倾覆,当时执掌皇家画苑的名士董邦达,在读了书稿后极为称赞,欣然为之做序。

  在老北京的习俗中,剪断风筝线放走风筝代表着“放晦气”,不同图案的风筝则寄寓着不同的美好愿望。比如京派风筝的代表作“扎燕”,便是因“古之人以燕为喜之征,春之象,故必以意匠为之”,并且在制作时要注意“须使其眉目中角,均呈喜相”,以暗合燕子“吉祥喜兴”的象征寓意。在风筝上画红色的蝙蝠图案则被认为预示着好兆头,寓意“洪福齐天”、“洪福无量”;五只蝙蝠围绕着寿桃组成一朵桃花,绿蝠画成尖锐的柳叶状,寓意为“五福捧寿”;“四狮”谐音“四世”,因此画四只狮子是象征家族人丁兴旺“四世同堂”;画孔雀、牡丹和白头翁,寓意婚姻富贵、白头偕老;画鹿、鹤与松树则寓意“鹿鹤同春”等等,总是不离对美好事物和未来的向往与追求。

  民俗画里的老北京放风筝习俗

  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

  庙会是一种集宗教、集市、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算得上是娱乐生活相对匮乏的时代人们调剂生活、寄托信仰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有学者认为,庙会活动的产生与发展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密切相关,有清一代,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和商品贸易的发展,都城所在的京师日渐成为汇聚四面八方的贸易集中之地,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又为以寺庙、宫观为活动场地的庙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购买力。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促进下,清代的民俗庙会文化异常繁荣,而春天的诸多宗教节日,更为人们踏青迎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第一波赏春的契机在旧历的二月十二的“花王诞”,主要是上赏玩早春的牡丹,清人笔记称:“惟天坛南北廊、永定门内张园及房山僧舍者最胜。除姚黄、魏紫之外,有夭红、浅绿、金边各种。江南所无也。”但赏花之外,主要还是赋诗唱和、聚饮为乐。一周后的二月十九为观音菩萨圣诞,此时城里的观音庙香火最盛,其它如白衣庵、观音院、大悲坛、紫竹林等处“庙宇不下千百,皆诵经聚会”,人头传动的盛况大约不难想见。此外,位于郊外、更适于进香之余踏青游乐的地方还有郊区的卧佛寺、潭柘寺、碧云寺、戒台寺、白云观和蟠桃宫等等。

  老照片里的北京庙会摊子

  清人杨静亭虽然在他的竹枝词《都门杂咏》里说:“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但蟠桃宫的庙会并不是只在三月初三,而是从三月初一一直持续三天,并且以西王母“蟠桃盛会”为名。届时,从崇文门至蟠桃宫前沿护城河南岸茶棚、货摊林立,打把式、卖艺、变戏法、摔交的卖艺人接连不断,庙会上各种日用杂货、风味小吃应有尽有。《帝京岁时纪胜》称:“都人治酌呼从,联镰飞鞚,游览于此。长堤纵马,飞花箭洒绿杨坡;夹岸联觞,醉酒人眠芳草地。”好一片人世繁华。三天庙会玩儿不够怎么办?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还有一场为东岳天齐仁圣帝准备的“超长生日party”,大概要持续一个月之久(一说三月中旬至三月廿八日,半月而已),“岁之三月朔至廿八日设庙,为帝庆诞辰。都人陈鼓乐旌旗,结彩亭乘舆,导驾出游,观者塞路。进香赛愿者络绎不绝”。

  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

  当然,北京的春天并不都是春风和煦的美好天气,即便是在尚未进入工业化的清代,“踏青哪得青青草,十丈黄沙没马蹄”也是北京春天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大风天该如何消遣呢?以崇文门、宣武门、正阳门为界的内外城,清代的北京人在娱乐休闲上有着明显不同的差异和特色。总体而言,内城的市井生活带有浓厚的旗俗色彩,而外城更多体现为下层京官和各省在京人士之间流行的“宣南士俗”。

  对内城而言,官方有着很严格的治安要求,比如禁喧嚣、禁止开设戏园、禁止设娼、甚至限制旗人入园看戏等等。因此,最受欢迎的休闲方式当属“泡茶馆”。旗人泡茶馆的起因倒并不是因为喜欢喝茶,而是在八旗制度下的旗人只能以当兵为业,一方面不准许从事农、工、商或科举等行业谋生置产,一方面即便清闲无事也有钱粮可食,于是只好以泡茶馆打发时间,正如郝懿行在《都门竹枝词》中所说:“太平父老清闲惯,多在酒楼茶社中。”内城的饭馆,最有名的大概是砂锅居,枝巢子《旧京琐记》载:“城内缸瓦市有沙锅居者,专市豚肉,肆中棹椅皆白木洗涤,甚洁,旗下人喜食于此。”何况现在老北京的俚语里还保留着那句“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

  老北京茶馆泥塑

  在文娱生活方面,由八旗将士在军前利用俗曲和萨满教神曲的曲调创作出的“讲唱文学”形式——子弟书,渐渐流行于内城之中,《天咫偶闻》中称子弟书:“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训,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西城调尤缓而低,一韵萦纡良久。”嘉庆后,又流行“高腔”,高腔也叫“得胜歌”,由清初八旗军中的“凯歌”演变而来,与子弟书一样,都是带有浓郁“旗风满韵”的艺术形式。

  由于没有过多的行政干预,前三门以南的外城要显得热闹很多。杨寿在其《觉花寮杂记》中描写清末的京师朝官、士人生活道:“所居皆在宣武城南,衡宇相望,曹务多暇,互相过从,流连觞咏,斟口图史,或僧寺看花,或旗亭赌酒,薄笨可以代步,鱼菽可以留宾。”除文人雅士经常雅游集会的陶然亭、刺梅园、松筠庵、崇效寺、龙泉寺、龙树寺、长椿寺、云山别墅等外,各种行会、同乡会等会馆也颇受人们的欢迎。规模较大的有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小江胡同的阳平会馆,以及规模较小的越中先贤祠、江西会馆、全蜀会馆等等,这些三教九流云集的商贾之地,着实曾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在北京的主要活动场所或居所,它们虽不言语,却是历史最真实的见证者。

【推荐阅读】

  2018年1月24日,2017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评选工作启动。2018年2月26日,26项入围项目新鲜出炉,分别是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湖南泸溪下湾遗址、福建明溪南山遗址以及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等。2018年3月29日开始面向大众进行投票,由专家和大众投票(其中公众投票作为评选的重要参考指标)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十大考古发现。

  此次入围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类型多样,且以聚落为主的特点。从学术价值的角度来看,入围项目体现了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方法的发展,都是2017年度极具学术价值的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

  笔者的这篇预测将从目前的网络宣传文案数量为着眼点,对入选项目的网络宣传文案数量进行数据,随后进行数据排序,选择前十项作为本次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预测项,最后对其学术价值和公众宣传策略进行分析。

  从项目选择方面来看,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从原则上保证了正确的考古舆论宣传导向,展现了最新考古理念指导下的考古发掘或调查。与此同时,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也是向公众展示考古的一个平台,通过评选,可以增强考古工作与公众生活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达到吸引公众去了解考古,将上一年度的考古工作向社会展示的目的。因此公众投票环节的初衷,更注重的是这些考古项目对公众的宣传力度,目前公众了解这些考古发现主要依赖于搜索平台和自媒体上的宣传文案,这些文案或多或少使公众了解到这些考古项目。在对这些入围项目进行网页检索和自媒体(微信公众平台、新浪微博)等各平台宣传文案数量进行统计后,或可直观地显现出入围项目的宣传力度,以及在老百姓心目中的热度。由于网页搜索存在着重复率高的问题,故无法进行统计,所以本次的数据搜集主要是以自媒体平台上的宣传文案数量为主,其方法为利用搜狗的微信搜索以及新浪微博自带的搜索引擎。在将上述两项数据加总出来后进行排序,数量位于前十个的就为笔者所预测的2017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微信公众平台、新浪微博宣传文案数量统计表(不完全统计)

  一、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

  根据数据统计,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共获得了1364条自媒体搜索量,公众对其关注度和吸引程度最高,首先是因为该项目符合公众对考古即“寻宝”的认识,其次是由于该项目大量招募社会成员体验考古发掘,公众参与考古发掘的全过程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从而提高了社会关注度。

  2017年1月5日-4月13日,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以及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进行发掘,此次发掘的地点被判定为张献忠沉银地点,是研究张献忠大西军征战历史、政权建设和经济状况等各方面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该项目引入了水下考古这一新的发掘方法,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陆河流的水下考古项目。此外,此次发掘及时开展公众考古活动,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来参与发掘工作,为以后的公众考古活动树立了典范,扩大了考古发掘在公众中的影响,让考古成果为公众所享。

  二、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根据数据统计显示,新郑郑韩故城遗址共获得了952条自媒体搜索量,首先是因为新郑郑韩故城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期以来都是科普宣传的重点项目,为其后续宣传奠定了基础。

  作为2017年度的主动发掘项目,郑韩故城遗址主要发现了各个时期的道路系统、水利设施以及城市规划,此外还发掘了一座“中”字型大墓的陪葬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出现了车马坑。印证了《左传·桓公十四年》所记载的“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入,及大逵。伐东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中的渠门之所在。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该遗址为多时段叠压而形成,对于了解城市布局的变迁、不同时期的人类生活以及当时人的信仰生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公众角度来看,自1964年开始对郑韩故城进行发掘工作后,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对先秦都城的城市布局、城市中各种遗迹的研究以及生活状况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郑韩故城的2017年度的发掘,对深入了解新郑历史古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车马坑以及证经补史的作用也可能是公众宣传中的加分项。

  三、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是山东省最近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根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688条自媒体搜索量。该地距离著名的1928年发现的城子崖遗址较近,从文化面貌上也较为相似,借着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有代表的龙山文化以及之前出现的大汶口文化的东风,这两个文化展示了山东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对于了解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焦家遗址收获了较多的搜索量和宣传量。

  焦家遗址作为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的教学实习基地,除了在发掘的过程中严格按照田野考古规程来进行,还在发掘当中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开放式发掘和系统采样、记录,从而对整个遗址的聚落布局和聚落变迁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得到了该遗址经历了居址-墓地-居址的变化期的结论,此外在遗址当中发现了大汶口时期的城壕,为山东地区时间最早的城壕,使我们得以了解整个区域在大汶口中晚期的物质文化以及精神生活。从搜索中发现,该项目在宣传时,用“此次发现了‘一个1.9m的成年男性’”为切入点,吸引公众去深入了解该遗址,故导致其有如此大的宣传文案数量以及阅读量。

  四、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显示,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共获得了591条自媒体搜索量。该遗址作为此次唯一的边疆地区考古项目,体现了中国现行“一带一路”战略当中对沿线地区进行文化发掘与开发的政策。

  2017年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的一处海拔1810米花岗岩洞穴遗址进行了发掘,在65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发现了14层考古学地层,分别属于旧石器、细石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为新疆地区目前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遗址,还是新疆地区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此外这样一个完整的年代序列,为研究新疆史前文化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从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石磨盘等器物的文化特征来看,部分文化特征与周边中亚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有关,展示了早期中西文化的交流。最重要的是这里浮选出来了碳化的小麦,证明了新疆地区可能存在一个小麦传播的通道。而该遗址的标题大多为“填补新疆史前文化”,这样的宣传点符合观众猎奇的心理,公众可以通过这则文案探索未知的史前文明,对其宣传起着重要的作用。

  五、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显示,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获得了528条自媒体搜索量。该遗址是一处宗教考古项目,对于公众来说,宗教作为文化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掘为我们了解道教活动及其建筑布局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2017年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鹰潭市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发掘区域面积约5000平方米,大上清宫时代跨度从宋一直到明代,主体宫殿为明代建筑。布局为中轴线对称的原则,主体建筑沿中轴线依山势自南向北,东西都有配殿,在遗址当中出土了大量生活器物和建筑材料,主要以琉璃构件和瓷器为主。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建筑基址,推测为正一教祖庭遗址。从媒体标题上来看,将其与水浒传中的上清宫进行捆绑式传播,借助名著的力量进行宣传,增加了公众的阅读兴趣。

  六、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显示,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共获得了527条自媒体搜索量,对于公众来说,史前考古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墓葬遗迹、出土的精美随葬品,该遗址具有不仅具有特殊墓葬遗迹,也具有精美的彩陶,从而吸引了公众的关注。

  2015-2017年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的东北部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史前墓葬,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发掘者按照地层的先后进行发掘,全面揭示墓葬的文化意义,此外运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对其出土物进行多学科采集信息和交叉研究。此次发掘,发现该遗址的墓葬形制有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下葬习俗多为一次下葬,对了解中原关中地区距今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庙底沟类型时期的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埋葬制度、人种、人群血缘关系、婚姻状况、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将洞室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600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此外,从自媒体的文章标题上可以看出主要围绕特殊的“剁手”葬俗、建城史、公共墓地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宣传,从某种意义上利用人民关心的城市建设、墓葬习俗等方面来吸引群众的眼球。

  七、福建明溪南山遗址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显示,福建明溪南山遗址共获得了511条自媒体搜索量,该遗址依旧是一处典型的史前考古项目,该遗址主要的收获简单来说就是植物遗存获得较多,为了解农业起源有重要价值,也可能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院、明溪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南山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发掘重点区域面积约450平方米,共分为5个文化期,其中在第二、三期当中发现了大量植物遗存,以植物种子为主,总计5.57万余粒,分别属于38个不同的植物种类。而农作物数量占绝对优势,合计5.16万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3%,包括水稻、粟(谷子)、黍(糜子)、大麦、大豆和绿豆等六个品种,以水稻和粟、黍两种小米为主,此次发掘可以了解到古代穴居人群的生业方式。而发掘地点从洞穴一直到山顶,体现了居住地点的变化。总体来说,该项目为探讨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生业形态、种群迁徙与交流、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关系,以及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八、河北行唐故郡遗址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显示,河北行唐故郡遗址共获得了485条自媒体搜索量,该遗址为夏商周时期的聚落考古项目,该遗址不仅填补了冀中地区在该时段的考古学空白,此外还体现了周代时期中原人民和北方民族的激烈冲击,为证实“戎狄”与“华夏”之争提供了考古资料。

  2015-201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米,遗址的遗迹现象有东周时期墓葬、车马坑及殉兽坑以及生活遗迹,出土器物包含陶、铜、金以及玉几大主要器物品种。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的文化特征来看,该地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具有北方族群特征的贵族墓地与居址,时空和内涵与早期中山国密切关联。从墓葬随葬品当中反映出对中原文化的向往,而在葬俗和葬具上又保持了北方民族特色,体现了华夏文明与北方族群之间的融合进程,为研究戎狄等北方族群的华夏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除了大量官方新闻短讯宣传外,部分非官方的宣传文案的标题多以车马坑、中山国作为标题选择,为其增加了宣传效果。

  九、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显示,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共获得了447条自媒体搜索量,该地作为春秋时期晋国的墓地,公众希望从此次发掘中了解到更多的关于晋国的墓葬习俗。

  201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区域面积5600平方米,已经发现墓葬230座,墓葬从西周末期延续到战国时期,大体由早到晚沿西北——东南方向排列,陶寺北墓地形成统一的规划布局,墓葬因等级的不同存在小的分区,大型墓葬通常沿西北——东南主线排列,中小型墓集中散布于大墓周围,并与大型墓葬小有间隔。根据史料记载,推测为晋国的“邦墓”。墓葬形制和葬俗能够反映晋国的统一进程,是了解晋国史的重要材料。该墓地没有太多的吸睛点,仅发现以“邦墓”作为切入点的文章。也是导致其排名较后的原因。

  十、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显示,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共获得了438条自媒体搜索量,目前来看,其中有部分以“商鞅改革之都”作为专题宣传的文章。

  2013-2017年,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在精确测量和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撑下,通过大范围勘探和小规模试掘的方式,先后确定了一号、二号、三号等三座古城,并在三号古城内试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确定三号古城的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即文献所载的秦至汉初栎阳,并在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建筑构件和生活设施,其中出土的器物上“栎阳”为证明其为秦汉栎阳城的铁证。从而对研究秦国都城建筑布局,汉代城市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在该项目中勘探技术和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相辅相成,体现了考古工作的日趋科技化。

  笔者在对今年入围“十大发现”的26个考古项目进行初步分析后,首先可以看到此次入围的项目主要以聚落遗址为主。夏鼐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对考古学的定义为:“根据古代人类通过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这些以聚落遗址为主的考古发掘,不仅仅是发掘单一的墓地或城址,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复原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居民的信仰世界。其次,作为社会资源的考古遗产,要想让公众深入地了解考古学的相关知识和考古工作的重要性,除了考古从业人员本身的积极宣传外,还需要新闻媒体的广泛参与。

  作者:胡宇煊(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在校研究生)

审核: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