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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就是拍拍拍,你都记住了些啥?
作者:DQ 点击:178 时间:2018-04-09 10:58:38

  每当你唤醒一段记忆,可能都会无意识地对它做出一点细微的调整,由此妨害它的精确度。就连最琐碎的记忆也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如果告诉受试者两辆车发生了“碰撞”而非“擦挂”,那么他们回想起来的车祸情景会比实际情况更加惨烈。

  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对记忆细节的调整和对现实的重构都是无意识的,我们根本不会觉察自己的记忆已经发生了改变。修正记忆产生的裂痕总会悄然修复,我们常常不会记得自己忘记了什么。

  两年前,我去大峡谷远足,一路上拍了四百张照片。我很担心大峡谷的美景会从我记忆中悄悄溜走,只留下失真的赝品,所以我格外依赖相机。相机留下的记忆看起来那么清晰,那么不可磨灭。

  可是最近,我突然十分好奇:我们越来越依赖智能手机来记录生活,这又对记忆有何影响呢?

  拍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记住大峡谷的奇景吗?

  和心理学领域的许多课题一样,对于这件事,目前我们的问题比答案还多。不过在很多案例中,科学家发现,不断拍照实际上会损害我们的记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无法专注于当下。持续分享照片甚至可能改变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唤醒回忆的方式。

  不过,也有新研究发现,相机同样能增强我们对特定体验的记忆。利用这个早期研究提供的线索,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智能手机,在强化记忆的同时享受更多乐趣。

  拍照让人分心,无法专注当下体验

  形成长期记忆的第一步是付出注意力。如果你对周围的世界关注度不足,大脑根本不会把你体验到的感觉存储下来。

  大脑通过连接神经细胞形成长期记忆。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越强,你的记忆就越鲜明。神经连接的大网将所有感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段记忆:某个场景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摸起来是什么感觉,闻起来是什么气味。

  但是,如果你没有付出注意力,外部信息甚至没有进入你的短期记忆,那么你的大脑自然无法形成长期记忆。

  斯坦福纪念教堂是一座相当引人注目的建筑。教堂入口上方有巨幅粉彩风格壁画,描绘了耶稣迎接英灵进入天堂的情景,天堂的背景中点缀着一棵棵棕榈树。教堂内部有华丽的马赛克和彩色玻璃,还有多不胜数的天使和圣徒壁画,恢宏而壮丽。不过,即将刊登在《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要是手边有一部带摄像头的手机,你可能更容易忘记眼前的美景。

  在一系列实验中,几百位受试者在没有导游带领的情况下自行游览了这座教堂。游览过程中,受试者需要依据指令记录一些细节,例如“教堂中十字形的平面结构”,或者着重观察“宏伟的入口上方欢迎你的”青铜天使。

  一部分受试者携带着配有摄像头的iPod,他们需要按指令拍摄照片,另一些受试者什么都不带。

  游览结束后一周,所有受试者都需要接受突击测试,研究者会询问他们在游览过程中理应记得的一些细节。结果发现,不带相机的受试者在10道题里大约能答对7道,而带了相机的受试者得分更接近6分。二者的区别细微却不容忽视,就像从C到D。

  “仅仅是泛泛地拍一些照片,就足以降低受试者在记忆测试中的得分。”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之一,达特茅斯的心理学研究者埃玛•坦普尔顿(Emma Templeton)表示。

  这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说,因为相机会让人分心。“它让我们无法专注于当下的体验,所以记不住那些本应专心欣赏的东西。”坦普尔顿说。而无所不在的智能手机“就像是插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巨大干扰源”。

  不带相机游览,让受试者在记忆测试中得分更高。

  坦普尔顿和她的同事怀疑,让人分心的不只是相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她的研究团队还做了一项线上研究,请380位受试者观看一段TED演讲视频,这项研究的对照试验比教堂游览项目更加严格。整体而言,只要研究者要求受试者在电脑上做实时笔记,就会损害受试者对演讲的记忆。

  坦普尔顿强调,总而言之,心理学家刚刚开始研究智能手机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电子媒体和相机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但在我们心理学研究的大环境中,这些事物还相当新奇,而且人们使用媒体的方式仍在快速演变。”她说。

  换句话说,我们使用电子设备的方式还在不断变化,这使心理学家更难以评估智能手机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记在脑子里还是记在手机里?

  拍照可能损害记忆的另一个原因是所谓的“认知减负”。

  简而言之,我们将一部分脑力劳动“外包”给了计算机。2011年,《科学》杂志刊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如果告诉受试者某段信息已经录入了电脑,那么他们记住这条信息的概率就会降低。不过这个实验只有60位受试者,而且全都是大学生,所以它得出的结论可能价值有限。但认知外包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说,你还记得几个人的电话号码?

  最近,出现了支持这一理论的更多证据。2015年,滑铁卢大学的心理学研究者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发现,如果你总是回避相对困难的分析式思考方式,那么你更容易依赖智能手机来查询信息。研究结果表明,把电脑当成认知的“拐杖”,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策略。

  纳撒尼尔•巴尔(Nathaniel Barr)是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他说:“读了我们的论文以后,很多人觉得我们的观点是‘智能手机让人变蠢’,但我们自己更倾向于这样的诠释:认知能力相对较弱的人可以借助手机来拓展大脑的能力,这是一种很棒的方式。”就算你是个路痴,现在出门也可以通行无阻。从这个角度来看,智能手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知捷径。

  认知减负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别减掉真正重要的东西。如果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需要靠谷歌来查询下一步该怎么切阑尾,那可能就真的有问题了。

  说回拍照,认知减负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生活中的哪些事情是你愿意纯凭大脑把它记下来的呢?

  巴尔说:“如果你拍下一张照片,把它分享出去,那么别人也能体验到你的一部分感受;要是你不拍照,那这感受就只属于你自己。这样做有利有弊……随着这些技术越来越深地嵌入我们的生活,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地权衡得失,做出决策。”

  这也是关于相机与记忆的研究最有趣的地方:通过不停地拍照,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最大的代价:相机收窄了我们的注意力

  确切地说,智能手机不会让我们变蠢,但它会改变大脑工作的方式,重新聚焦我们的注意力。

  亚历山德拉•巴拉斯克(Alixandra Barasch)是纽约大学的认知学家。她在工作中发现,不断使用智能手机拍照的确会带来记忆裂痕。但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一个利好因素:相机还能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增强记忆。

  巴拉斯克让受试者去参观博物馆,其中一部分人需要拍照,另一部分则不需要。与不拍照的对照组相比,接受了拍照指令的受试者更容易记住游览过程中的视觉信息;但这样的收益也有代价:拍照的受试者更容易忘记自己听到的信息

  巴拉斯克的研究发现,智能手机会改变注意力的方向——在手机的引导下,我们的注意力有了新的焦点。在一项小型研究中,巴拉斯克和同事给参观博物馆的受试者佩戴了眼动追踪设备。分析结果表明,受命拍照的受试者会花更多时间来观看手工艺品,他们参观的展品件数也更多,但他们很少转开视线去打量天花板和地板。

  如果你正在努力试图拍摄一张完美的照片,好发朋友圈,那么你很可能对周围的声音充耳不闻,也会忽略附近的气味,你不会注意到组成这一刻的美丽而复杂的诸多细节。

  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类似的奇妙效果。2011年,菲尔费尔德大学的心理学家琳达•汉高(Linda Henkel)在一项实验中发现,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受试者在参观展览时拍照,那么他们对物品细节的记忆会遭到损害;但是,如果专门叮嘱受试者必须使用相机的变焦功能拍摄近距离特写,那么他们对展品的记忆反而会得到提升。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专注于拍照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不自觉地“收窄”了自己的体验

  专心拍照,让人更容易遗忘拍照内容以外的体验。

  现实世界中的强烈体验是沉浸式的,而且通常包括所有感官。你是否记得上次度假时从背后吹来的那一阵风?是否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颤栗、激动或恐惧?在朋友圈翻阅那次旅行的照片时,你会记得那顿晚餐的味道吗,或者只记得那顿饭很好看?

  照片和文字永远只是单薄的片断,它们无法取代丰满的完整的体验。当你回顾照片的时候,它们的确能提供记忆的线索,却不一定能唤醒完整的记忆。

  大量分享照片,让你提取回忆时情绪降级

  我们拍摄的照片越来越多,非但如此,我们还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分享的行为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记忆——以一种微妙却不容忽视的方式。

  巴拉斯克和她的同事发现,拍摄照片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会改变我们在这段记忆中的视角。换句话说,当你拍下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的时候,你更可能以第三者的视角存储这段记忆

  “如果我要求你在脑子里想想上次圣诞节拍下来并分享出去的照片,”她解释说,“那么你更可能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回想当时的情景。”但如果你拍摄照片只是为了存下来给自己看,那么就不太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分享照片对视角的影响相当微妙。比如说,巴拉斯克发现,如果你满脑子想着要把照片发出去给别人看,那么拍照的过程可能就没那么有趣了。这可能是因为分享加强了我们的自我意识。(所以她建议拍完照片后稍等片刻再把它发出去。)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种视角的转变对我们的记忆有什么长期影响。

  “现在我们觉得这会影响情绪的强度。”她说,“如果站在第三者的视角,那么你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唤醒的情绪就没有那么强烈;但要是我停留在第一人称的视角,那么我就更有可能体会到那一刻的真挚情感。”

  或许你可以考虑不要总是那么“及时”地分享照片。

  如果你真想记住某些东西,一定要付出努力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很难在纯靠大脑的记忆和技术辅助的记忆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但是,如果你真想记住某些东西,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这意味着你需要更专注地观察周围的一切,有意识地将相机对准那些你想要记住的细节;甚至有时候你需要放下相机,去体会空气的触感和街道上的气味,写下你此时此刻的感受。

  智能手机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记忆:它可以存储信息,为未来的我们提供记忆的线索。但我们不能把所有东西都丢给手机。

  关于学习,有一个研究结果始终如一:形成有意的记忆需要付出努力。单纯地反复阅读无法帮助学生更好地记住考试答案。不,你必须付出努力,深入记忆底层,将碎片信息整合成一段完整的资料,以后你才更容易找回它。

  体验可能也同样如此。“如果你平时不愿意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检索能力,那么当你真正需要依靠自身记忆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格外艰难。”汉高说。

  最近,我再次回到了大峡谷。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旅行。我没带相机,也没拿iPhone不停拍照。我之前已经拍过照片了。这次我感觉十分自由。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峡谷里的松鼠从身边匆匆跑过,企图偷走我们的午饭;我记得二月的和风轻轻吹拂,伴随我们走过艰难远足;我记得朋友讲了个蹩脚的笑话。我没有拍照,这些记忆都存在我的脑子里。我很确定,它们都真实存在。

【推荐阅读】

  94岁的法国建筑师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在长达7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只完成过两栋建筑。大多数时间,他都活跃在纸上。

  不过,在其论文纸中获得启发的建筑师却不少,其中包括著名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和黑川纪章。

  雷姆·库哈斯是普利兹克奖得主,后两位则是日本新陈代谢派的重要成员。新陈代谢派,是日本著名建筑师丹下健三组建的团体,强调用自然进化的眼光看待建筑,而非将城市与建筑视为固定不动的物质资产;这种能动的观点,实际上是尤纳“移动建筑”理论的发散物。

  位于日本东京的中银胶囊塔,由黑川纪章设计,于1972 年完工,被认为是现代建筑史上首座真正以胶囊式建筑模块建成的建筑,共包含 140 块预制建筑模块,每个独立单位均可独立更换。(图片来源:archeyes)

  在普通人不会去阅读的 40 多部个人专著与上百篇论文中,尤纳思考的是属于每个个体的未来。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个未来计划都相当大胆:建筑可以任意变形与移动,它们将被填充于一个基础的三维网架之中,由间隔 60 米的楼梯塔支撑着,在半空中不断延伸。

  “移动建筑”中的每一个元素——墙、屋顶或者天花板,在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了一件“家具”,居住者有自由移动与更换它们的权利。唯一不变的是柱子、梁、基础设施、供电、供水、通讯网络等基本架构。

  由此构成的“空中城市”,没有“立面”,而由一系列“城市内部空间”构成,即居住体之间以及上下的空白部分。城市的面貌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变化,而公共空间也不再只作为建筑之间的“走廊”而存在。

  在这种“大跨度”结构中,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楼梯塔之间的空间,用于步行、通车及休闲娱乐,还可以在其中种上绿植。

  决定建筑与城市面貌的,不再是政府与开发商,而是城市中的每位居民。

  “移动建筑”的构想,在 1956 年的第 10 届国际现代建筑大会上首次提出,意外地被在场不少建筑师接纳。

  在战后城市化进程加速及世界人口不断增长的 50 年代,这个希望在非均质化社会赋予民众自由表达权利的建筑类型,尽管理想主义,但带有务实的成分。

  而对于匈牙利籍犹太人尤纳而言,在遭遇纳粹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的经历之后,搭建“移动建筑”意味着重塑秩序:“我意识到没有任何传统是安全的,一个人的行为必定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而建筑是这种行为的一部分。”

  他开始设想“移动建筑”的细节。

  能灵活变形的墙壁,是最容易实现的部分。借鉴兴起于 40 年代的“预制装配件”技术,尤纳构想出了一种用铰链及板材连成的折板组,并将其命名为“折叠屏风”。

  不过覆盖“折叠屏风”的屋顶或天花板,难以被规则化。于是,他忽略了每个具体部件的形状,勾画出了一种能容纳“折叠屏风”的几何骨架。居民可以在一道道“横梁”上建造自己的房屋,组成“飘浮”在半空中的“筏型街区”。

  室内的陈设也将随之改变。浴室中的固定设施将通过易弯曲的塑料软管与供水网络连接在一起,从而可以在主排水管上自由旋转,被灵活地从一个地方移至另一个地方。尤纳将这些基础设施称为“类家具”,因为它们将不再被固定在房间中的某一处,而可以像家具一样自由地移动。

  他在图纸上勾画自己的想法,还搭建了不少模型。不过这股热情,却遭到了现实的冷遇。

  出资打造新建筑的政府及开发商,并非缺少时间与精力探索搭建“移动建筑”所需的新技术,而是毫无意愿关注尤纳所关切的穷人们的生存利益。

  在负责开发首个社会住宅项目时,尤纳的“人道主义关怀”受了挫。尽管依照当时当地的标准,那些为穷人而建的房子已是一种革新,但是当权者坚决拒绝给居住者丝毫的主动权。权力仍握在政府官员的手中,尽管他们并不是未来的住户。当视察该项目的一名部长表示想在房子的某个角落开扇窗户时,承包商立马下令,将那堵墙凿破并依照部长的意思安装了窗户。

  因为无法向主流妥协,尤纳最终只获得了两次实现建筑构想的机会。

  位于法国昂热的 David d’Angers 高中,尽管被固定在地面上,但是建造的过程很民主——尤纳邀请全校 1500 名师生参与了讨论,加上与学生家长及政府的交流,规划的过程耗费了足足四年。担心往后新学生们的生活、学习方式会发生改变,他还在建筑中预留了很多空隙,便于未来的改变。如今 David d’Angers 高中的样子的确发生了变化,学校官网还公布了翻新的信息。

  与尤纳的构想更接近的,是印度马德拉斯的简单技术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十分简易,用竹片制成的格栅圆顶装饰着竹编板,上面覆盖着用于包装食物的铝箔,每平方的造价只需 2 美元。它是为当地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服务的。每个建筑结构的四周都绘满了连环画,主题涉及如何寻找水源、建造屋顶、种植蘑菇、节约能源等话题,目的是帮助这些贫困人群提升生存技能。

  建造的过程很不常规,尤纳没有使用建筑图纸,而是以一份用漫画形式绘制的“工作手册”,帮助当地的建造者完成了结构的搭建。

  “我的工作重点不是表述‘我能做什么’,而是证明‘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他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这个项目,原因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移动建筑”项目的可行性,即没有建筑学背景的普通人也可以在必要的培训后具备构思设计、建造房屋的能力。

  没有房子可建时,尤纳专注于绘制各种各样的“说明手册”,用连环画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由于通俗易懂且生动有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和法国环境部等组织曾邀请他制作其他主题的说明手册,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公民们所用。

  他的设想越来越大胆。

  在隔板链结构的“折叠屏风”之外,他勾画出了空间结构极为复杂的蛋白质链结构,受德国达达主义艺术家库尔特·施威特斯的工作室“梅兹堡”启发而设计的梅兹堡结构,以及形似褶皱地形的皱纸结构。目的是为了更自由的建筑表达。

  他用一圈圈的铁丝制造出了蛋白质链结构的模型,在他的设想中,一切建造活动均可以在几组圆环结构中展开:人们可以在每一个圆环上画出一个正多边形,每一个圆环即代表一个正多面体的一个面,而一组直径相同的圆环即可以构成一个正多面体的框架;任何正多面体(无论它的一个面是正三角形、正方形还是正五边形),在拼接面圆环直径相等的前提下,都可以相互连接,由此连成的空间框架结构就像蛋白质一样没有定形。

尤纳为 2016 年蛇形画廊设计的临时建筑(图片来源:serpentinegalleries)

  为帮助个人更随意地设计自己的寓所,他还试图开发过一款名为“住宅书写器”的设备(不过没有成功):人们可以选择不同房间的形状,在空间内安置厨房、浴室等功能区,并在配备了排水设施、供电设备、通讯网络等设施的结构中,安插墙体、隔断、地板、顶棚等可变的原件,在设计完成后能预览不同空间的视觉效果及造价。

  而对于由“移动建筑”组成的“空中城市”,尤纳还细致地思考过一系列建造规则及运营办法。

  比如在每个“楼层地面”上保留 30% 的面积建造花园,为保证植物获得充足的光照并让低层的居民看到蓝天,每一层楼板都需布设穿孔来构筑庭院与天井。

  比如“空中城市”的三维空间格局可以由市政府和国家出资建造,未来的居民可以租借这些“楼层地面”并在上面建造自己的住宅;当居民打算从“楼层居所”搬出时,他们投资于建筑的大部分资金应当被退还,旧有的居所则由市政府或国家“继承”。

  他绘制过许多个“空中城市”的模板,不过他称所有草图并非为了表现一种预知的美学,而是想表达一种可能的力量和打动人的无序。

  “无秩序就是一种秩序”,尤纳总结道。

  这一切构想,可以追溯到他小学时的一个观察。

  在《为家园辩护》一书中,他做了详细的记录:“孤零零的房子并不存在。房子的终点不是屋中地板的外沿,而是继续伸向街道、花园,然后,到达街道对面。跨越接到后的房子继续进入并穿越它面前的一切,如此反复,延伸,再延伸……”

  “想象一栋房子就是想象整个世界”,尤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顺着这个结论继续深究下去,他又推出了新的结论——

  “每个人都会想象自己的房子。因此,每个人都在想象自己的世界。每座由居住者想象出来的房子都会不同,于是每个人想象出来的世界也不同。一座房子或一个世界因此没有必要与别人想象中的一样”。

  最终,这些结论延伸出了一个他一生都在探究的问题:如何实现居住者想象中的房子,让它们可以依据居住者每天不同的想法和喜好被调整,最终满足个体对建筑的需求。

尤纳在巴黎的家中(图片来源:explorelab)

  不过除了那两个有所妥协的建筑项目,以及一堆论文纸和建筑模型,尤纳对“移动建筑”的个人实践,再无更多的进展。

  相比受资金和权力牵制的建筑界,他更受艺术界的欢迎。

  前文所提的蛋白质链结构,被他用在了“街头博物馆”的艺术项目中。他又一次搬入了自己的自由观:“展柜必须要被呈现在博物馆封闭的室内空间里吗?它们应该无处不在,比如在街道上、花园里,它们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保护。”

  在不同的城市,尤纳会通过与当地人合作及使用不同的材料,将这座博物馆搭建出来。它的外形可以随意组接与改变,结构内则可以安插不同的内容(全部出自大众)。而经过它的人们,可以随时自由地观看、体验不同的陈列品,还可以自由地在其中增添内容。

  有人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照片和图画,也有人在其中塞入了屏幕破碎的手机,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是一段个人故事。

在意大利 MAXXI 博物馆展出的街头博物馆(图片来源:MAXXI)

在意大利街头,尤纳与当地民众一起实现的街头博物馆(图片来源:fondazioneratti)

  在这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之前,这座“街头博物馆”曾在 2015 年来过上海。当时,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策划了一场尤纳的个展——“可实现的乌托邦——尤纳·弗莱德曼展”。

  这场展览举办同期,PSA 的另一个展厅展出了意大利著名建筑师 Renzo Piano 的《渐渐件件》。馆长龚彦表示,这是“刻意为之”。

  龚彦希望通过两者的对比“展示一个多样性”,呈现不同建筑师“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她曾对此做过解释:“Renzo 作为米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延续了柯布西耶所倡导的建筑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建筑师可以承担起造物主的角色的理念。尤纳则没有,他完全是从实验者的角度去批判这样的观点的。”

  在 1970 年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的竞标会上,尤纳与 Renzo Piano 有过短暂的交会。最终获胜的是后者。

  我们如今看到的那座骨架外露、布满管线机械系统的文化建筑,曾因与巴黎传统风格建筑背道而驰,一度难以被许多巴黎市民接受。

  而如果与尤纳的方案相比,前者显然是“保守”的。尤纳希望搭建的是一个没有立面的文化展馆,它的外观会随着展览的形态而发生转变,整座建筑将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1998 年,Renzo Piano 获得普利兹克奖。而尤纳至今仍被归在“乌托邦建筑师”的队列中。

  不过对“乌托邦”一词,他有自己的解读:“其实所谓‘乌托邦’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可实现的,一旦所有人都认可这个事情是可实现的,那就不再是乌托邦了。”

  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设想不可实现,因为他已等到了一部分未来——1960 年代,他曾设想地球上的几个大洲能够连通,新型的洲际城市将随之诞生;80 年代,日本濑户大桥建成,本州岛与四国岛因此连在了一起;90 年代英法海底隧道的通车,又连接了英国与欧洲大陆;而即使不修路造桥,不断提速的飞机也已将这个设想变为现实。

  技术,或许永远构不成障碍。实现“移动建筑”真正所需的,是一个具备包容个体能力、并因此能够自由变化或“移动”的社会。

  “我的时代或许还没有到来”,明白自己时日无多,尤纳做了这样的解释。

  然而这个未来何时会来?谁都没有答案。

审核:DQ